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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9 月15 日，《陕西日报》在一版并不显要的位置登载了一则消息：
临潼出土秦代陶俑最近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又发现秦代陶俑一个。是在焦家村西南约150 米处，今年4 月，群众在整理棉花地时，距地面约一米深处发现的，为一跪式女俑。这一陶俑比解放前发现的两俑更为完整。头发、衣纹清晰可见，神态幽静大方，栩栩如生。现文物保存在临潼县文化馆内。
这是秦俑被埋葬二十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官方文字报道，也是这地下军阵最有可能走向人类的重要讯息，可是随着人们好奇心的满足，这讯息便很快烟消云散，飘渺于无垠的宇宙了。它们走出黑暗，重见光明的日子，就注定要等到十年之后了。
第二章 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
我们不能不对这二十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掘留下最钦佩之情。
——葡萄牙总理席尔瓦
蒙在鼓里的国家文物局
1974 年7 月5 日，蔺安稳的文章与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摆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办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陕西又出现了打砸抢烧文物或文化遗址的事情？此时“批林批孔”正在全国兴行，许多文物和文化遗址已被砸烂烧毁。当然最倒霉的还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观——孔府、孔庙、孔林。幸亏周恩来总理出面阻止，方算挽住狂澜。
这类屡见不鲜的事情尽管让文物局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批示”的到来除令这位主管全国文物的最高领导人的心头又蒙上一层阴影外，似乎并无太大的惊异。
当他看到文章的标题时，却大为惊骇地站了起来，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
可惜这种心情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随之而出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不知道此事？
当他以最快的速度阅完文章的全部内容后，一种失职与蒙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国务院领导白纸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长对此却全然不知，实在是不可思议。他抓起电话，让文管处长立即赶到自己办公室。
也许是文管处没有汇报才造成自己的被动，他想。
当文管处长陈志德赶来时，对文章所报道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国家文物局被蒙在鼓里了。
王冶秋拿起电话要通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希望尽快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可令他失望的是，陕西方面作了“我们也一点不了解”的回答。
陕西省文管会同样蒙在鼓里。
为争取主动，尽快了解详情，7 月6 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志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第二天便和陕西省文管会领导人一起赶到临潼县文化馆。
“这么大的事，你们为什么不上报？”省文管会领导人显然不是以表扬的神态质问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和文物干部赵康民，这一询问的目的在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确对此不知，也给北京来的陈志德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有说是神庙，有说是砖瓦窑，我想弄个明白后再汇报，”赵康民极为尴尬地作着解释，内心的苦衷自然没法说出。
大家来到展厅，看到已修复起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激动的亮光。一个个身材悍健壮、栩栩如生、顶铠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散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
“太伟大了。”陈志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快，快去现场看看。”他们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
这时，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15 米、东西宽8 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作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既然已经接到了这支地下大军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历史性的契机。人们决定接纳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在太阳与暖风的沐浴中，一起走向灿烂的未来。
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立即组成了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成员：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于哲吉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廷文舟
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
临潼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方杰
临潼县晏寨公社党委书记：傅永仁
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
同时，陕西省委决定由省文管会、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化馆三家抽调专业人员，成立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其主要成员为：
队长：袁仲一， 41 岁，华东师大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毕业。
队长（兼）：杭德洲， 45 岁。 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屈鸿钧， 50 岁。 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崔汉林， 37 岁。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队员：王玉清， 52 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程学华， 41 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队员：赵康民， 40 岁，高中。
队员：杜葆仁， 37 岁，高中。
随着这支考古发掘队伍的组成和开赴现场，本世纪人类史上最壮观的发掘，在中国西部的黄土地上揭开了帷幕。
深夜惊魂
7 月15 日，在袁仲一、杭德洲的率领下，考古队携带生活用品及发掘用具，匆匆离开西安，来到俑坑边的树林里安下营寨。
夜幕已经降临，四周看不到一点灯火。沉寂苍凉的始皇陵四周，蒙上了一层阴森可怖的面纱。高大的骊山在夜色中辨不分明，只有阵阵凄厉的狼嚎隐约传来，使这块土地显得更加荒蛮和更具野性。
烦闷的热气没有随着太阳的西坠而退去，依旧在这片树林中穿来荡去，似在寻找栖身的家园。考古人员躺在钢丝折叠床上久久未能入眠，先是为秦俑的发现激动地谈论，再是为口渴想着招数。
附近村庄的农民已经歇息，显然不好再去打扰，于是有人终于想起了附近的那片瓜田，“是不是到瓜地里弄几个瓜来解渴？”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正要付诸行动时，大家几乎同时听到树林里发出唰啦唰啦的响声。
“是不是狼来了？”有人最先作出判断，所有的人都在惊悸中跳下床，抓起了石头。
在此之前，生产队长杨培彦早有衷告，这荒山野林，晚上常有野狼出没。
不久前，有一个孩子在上厕所时被狼活活咬死。
过了不久，树林里的声音消失了。
正当大家擦着汗水准备重新上床时，树林里突然响起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每个人又本能地抓起了石头。
哀嚎声越发凄惨和令人惊恐。
“有人遇上狼了，快去。”又不知是谁的提示，大家抓紧石头向林中跑去，准备作一次惊心动魄的人兽大搏斗。
当考古人员弯腰弓背，怀着极度的惊恐之情来到哀嚎者面前时，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到了一幅出乎意料的画面：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赤身裸体被绑在树上，身边站着三条大汉，大汉手摇皮带，猛力抽打那裸露的躯体，哀嚎声不住地在旷野里响起。事情终于明白。三个裸体少年偷爪不成反被看瓜人捉住，于是便被带到树林，进行惩罚……这个场面令考古人员大开眼界的同时又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他们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群留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当然，对于从城里来的考古人员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在后来的岁月中，将会有更加奇特的故事展现在他们面前。当一切都明白后，他们才会真正懂得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乡村和真实的乡村生活。因为有了他们，生活本身才显得那么滑稽、那么热闹，有那么多好戏看，才显得丰富多彩又灿烂辉煌。
宝剑背后的血腥屠杀
第二天，考古人员对已发掘的俑坑和陶俑进行了拍照、测量和记录后，便开始了新的发掘。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发掘的俑坑被定为一号坑。
从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已成定局，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三里多地，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当时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先例。
尤其令人不能迅速作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与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事实上，当这个兵马俑坑已全部掘开，考古界对俑坑与始皇陵的关系作出结论的十年之后，依旧有人提出此坑不是从属秦始皇陵，而是为始皇祖母宣太后或为那座不远处的秦大墓（又称将军墓）陪葬的全新理论，并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
要想弄清历史的真实，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设想与推想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证据则更为重要。可是这个俑坑发掘了一个星期，出土陶俑已达百件，始终未见与它的主人相关的点滴记载和可靠证据。考古人员由惊喜渐渐陷于迷惘，如果连陶俑与陵墓这基本的从属关系都难弄清，还叫什么考古？
正在这时，一柄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
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2。88 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从外型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为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戴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铜戟与铭文的出现，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的重要证据。同时，也再现了2000 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和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
约公元前260 年，战国时期的韩国翟阳城里有一名富商吕不韦，往来于中原各国做买卖。此人善于取巧，机智灵活，颇有胆识。
吕不韦在靠他的聪明与胆略嬴得了万贯家财的同时，苦恼也随之而来。
他不时地看到那些家资巨万的翟阳大商人，一旦得罪了官府贵人、顷刻间便家破人亡，那钱财也随之烟云一样散去。面对随时都可发生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聪明的吕不韦悟出了一个道理，钱是需要依靠权势来保护的。或者说，有了权也就拥有了钱，而靠权势得钱要比辛辛苦苦，提心吊胆地做买卖更为便利和稳当。
于是，吕不韦把他在商界的才智运用于进出官府、结交权贵，暗暗物色足以能改变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后台老板。经过两年的奔波与努力，契机终于到来了。
一天，吕不韦在赵国邯郸结识了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秦公子子楚，这位公子本是秦国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在安国君心中失宠，不再被重视的子楚便被羁留在赵国邯郸以作人质。此时子楚的落魄惨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