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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结到纺织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骨针，预示着原始人类至迟到距今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穿上用兽皮或树叶缝缀的“衣裳”。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逐渐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如麻、葛等，经脱胶后，捻线织布，出现了原始纺织技术。但纺织业的出现是以编结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河姆渡人的编结技术比较发达，主要有编织苇席和搓绳等。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木构建筑周围和与一些灰坑底部曾出土百余件苇席残片（如图），小者如手掌，最大可达1平方米以上。苇席也称苇编，刚出土时色泽鲜黄，纹理清晰，保存良好，但不久便变色、干燥龟裂。苇席的加工方法相当科学，是以当地湖沼中生长的芦苇为原料，截取苇杆，剖成宽0。4～0。5厘米的扁形长篾条，篾条大多修整细薄、规整，粗细一致，厚薄均匀。编织时一般以2条蔑为一组，也有以4、5或6条为一组的，竖经横纬，依次编织而成，这样编成的苇席基本上是经纬垂直的斜纹或人字纹。当时苇席的用途颇广，既可用于木构房屋椽木上承托茅草屋面的席箔，也可用于分隔房间。有些蔑条修削工整，编织讲究的，甚至用作座卧用具；而一些灰炕底发现的席片，则是窖藏底部的铺垫物。
搓绳也是编织技术的一种，原始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时，早已对某些葛、麻等野生植物纤维的性能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因之被用来作为搓绳的原料。河姆渡遗址发现数段粗细不一的绳，粗者如手指，直径约1。2厘米，是由三股植物纤维搓成。细者如铁丝，直径约0。2～0。3厘米，由二股植物纤维搓成。河姆渡出土绳子的外观与今天人们合掌搓成的绳子差别不大。有一段绳子出土时还穿在陶罐的耳上，可见当时绳子除了用于捆扎，还用它穿在陶罐上作汲水工具。
与此相应，河姆渡人的纺织技术也相当发达，虽至今没有发现纺织品实物，但出土文物中以编织纹装饰的屡见不鲜。更为重要是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纺织工具，品种繁多而齐全，主要是纺纱工具，织布工具和缝纫工具三类。
纺纱工具，主要是捻线用的纺轮，出土数量很多，大多数是陶纺轮。陶纺轮都以手捏而成，外形比较规整，表面多数没有花纹装饰，形状以扁平圆形、断面矩形者为主，亦有断面工字形和梯形的。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纺轮，一面阴刻圆涡纹，另一面阴刻植物叶纹；另一件一面用弧线刻出多组五角星纹，另一面无纹。纺轮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往往是作为妇女的随葬品，而在男子墓葬中极少发现。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妇女就是纺纱织布的发明者和生产者。
织布工具，多为硬木削制而成，少数为鹿角磨制。有定经杆、综杆、绞纱棒、分经木、骨梭形器、机刀、布轴及齿状器等，均是原始织机上的部件。河姆渡发现一大批大小不同的硬木棍，断面圆形，有的一头削尖，另一端修平或磨圆；有的两头都削尖；也有的一端或两端都加工成小榫。这些尖头木棒和带榫小木棒，大多是原始织机上的定经杆、综杆、绞纱棒、分经木之类部件。梭是织纬的工具之一，起着引纬穿经的重要作用。河姆渡曾出土数件以鹿角磨制而成的梭形器，其中有件梭锋较尖，后端错磨出一周突棱，梭身正面凿两个长方形孔与背面所凿的长方形凹槽相通。另一件梭身微弧，通体磨制得匀称光滑，中部有一倒钩，梭锋圆钝。机刀，也称纬刀或打纬刀，是织纬时用于击纬，使之紧密均匀的织纬工具。一般多以硬木制成，背厚刃薄。机刀较修长，大小有两种。较小者，一侧厚而平直，另一侧较薄，斜刃，长16。3厘米，宽2。6厘米。另一种是形似大刀，残长39厘米。布轴，也称卷布轴，是原始织机上的重要部件。布轴的长度与人的腰部宽度相近，两端大都有缺口或凹槽，以便拴系腰带及防止布轴转动，便利织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少量残木齿状器，推测是梳整经纱和固定经纱用的器物。这表明河姆渡人已使用原始织机，其操作过程依次是立刀引纬——用机刀打纬——提综开口——立刀引纬；再以机刀击纬——放综立刀——引纬打纬，如此一升一降反复进行。
缝纫工具，主要是骨针和一些细小的骨锥、管状针及小石锛等。骨针数量较多，长短不一，大小与现代缝麻袋的钢针相近。一般磨制都较精巧细致，后端小针眼孔径仅0。1厘米左右，这就要求缝纫用的线质量较高，不但要细，而且要软而坚，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纺织业的发达。骨锥是用动物肢骨剖开后磨成，一般都较细长，锋部尖锐。管状针是利用禽类肢骨制成，中空，锋部大都磨成斜状，后端也常有针眼。河姆渡遗址出土少量磨制特别精细的小石锛，用以裁剪兽皮或纺织品。
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桨
河姆渡地处江南滨海平原，这里背山面水，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周围湖泊沼泽遍布，河流纵横交错，有着辽阔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也早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的龟鱼类的骨骼、蚌壳和菱角等水生动植物，有的陶釜底部至出土时还残存着鱼骨，显然水生动植物正是河姆渡人的重要食物来源。甚至连海龟、鲸鱼、鲨鱼和生活在滨海河口地带的鲻鱼和裸顶鲷等海生鱼类也是河姆渡先民的盘中餐。在近岸浅水区域，人们可以捕鱼捞蚌，但在深水或滨海地带就须借助原始舟楫了。舟楫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渔业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扩大了河姆渡人的活动范围和同周围原始文化交流。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证实，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钱塘江水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并没有阻碍这两支近邻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这中间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是功不可没的。
河姆渡遗址共出土8支木桨，都是用整块硬木为材料加工而成的。木桨柄部粗细适中，可容手握，大多数加工成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逐渐减薄，制作都比较精细，外形和现在江南水乡农村小船上用的木桨基本相近。其中有一支木桨，木质坚硬，出土时呈赫红色，桨柄上部略残，但在柄与叶的连结处，还刻划直线和斜线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既美观又实用。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桨制作都比较讲究，桨叶轻薄，在制作上属于比较成熟的类型。尽管如此，它们仍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桨。
一般认为，船的发明比桨的出现要早，因此有桨必定有船。根据民族学材料，制造独木舟的方法比较简单，先把选好的粗大木头对剖或一面砍平，接着在平面的中间部位用火烧烤，然后用锛、凿等工具挖凿，这样边烧边挖，逐渐把船舱扩大、加深，直到全部挖好，再稍加修整即成。河姆渡人既能用火和石器制作木器和加工先进的榫卯木构件，想来用石锛、石凿及火挖制独木舟也并非难事。然而由于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位置都在村落中间，而不是停泊舟船的河湖岸边，故至今没有发现独木舟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实物。弥足珍贵的是，擅长陶塑艺术的河姆渡人，为我们遗留下两件以当时独木舟为原型捏塑的艺术品。其中一件外形如长方槽形，一侧稍残，长8。7厘米、宽2。6厘米、高3厘米，是一种方头的长方形独木舟的模拟品；另一件舟体侧视如半月形，俯视略呈梭形，中间挖空，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之下还附一穿孔的扁平小耳，用以穿系缆绳之用，表现的是一种两头削尖的梭形独木舟。
《世本》云：“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易经》也说：“利涉大川，乘木有功”。可见远古时代的筏和舟之类是受落叶，树木等浮水的自然现象启迪而发明的。又据《物原》“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和《拾遗记》：轩辕氏“变乘桴以造舟楫”的记载，舟是由桴发展而成的。桴今称筏，是用一定数量竹或木编扎而成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竹木筏取材容易，加工方法简单，故早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可能已经出现。绕在浅水中可用树杆或竹竿作撑篙，在近海中也可用桨推进。筏由于制作简单，行驶稳定安全，载重量大，故一经出现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历经近万年而长盛不衰，直到10万吨、20万吨巨轮远航大洋的今日，在一些山区的江河、溪流中，仍时常见到竹、木筏的踪影。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藤条、绳索以及木构件所反映出高超木作技术看，尽管至今未见筏的实物，但河姆渡人使用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此外，河姆渡人还可能用兽皮缝制的皮筏等工具渡水。
水井的发明
水井的发明，是随着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而出现的，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标志。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农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成份。大量先进的磨制石耜、骨耜等农具开始广泛应用于先民的农耕活动之中，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食物开始有了较多的剩余，先民就用最简单的晾晒方法将剩余的食物保藏起来，有的则用挖地窖方式埋藏。在一些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直壁深腹窖穴，几乎就与后代出现的水井形状相同，可见六七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具备了挖掘水井的技术条件，从而促使水井的很快发明和普及，并为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乃至生产力的提高，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河姆渡水井发现于T34～T37中部的第二文化层上部的黄绿土之下，距今约5600年左右，水井底部深入第三、四文化层。水井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井底距当时地面深1。35米，外围是一圈近圆形的栅栏桩，直径约6米，面积28平方米。栅栏桩共28根，桩距不甚匀称，西、南、东北都有缺桩，桩径一般5厘米，垂直打入土约100厘米。栅栏桩范围中心偏西北处有16根平卧的长圆木构件，长约196～260厘米，直径15～18厘米，出土时架成一个边长约2米的近方形平面，其中6根的一端有桠杈，一根一端有“十”字形斗口。在这16根长圆木下，有四排垂直入土的桩木，两者套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近方形竖井，每排桩木的数量为21～40根，桩径约6厘米，排列紧密，彼此大体平行。转角处的桩木较粗。四排桩木内侧又各紧贴一根圆木或半圆木，互相套接成一个方框，其中南、北两根为直径17厘米的半圆木，两端各有一个13×18厘米的卯孔。东、西两根为圆木，两头有榫，出土时榫头还紧楔在南、北两根半圆木的卯孔内。此外，井内还发现平面呈扇形排列的圆木构件、苇席的残片以及大石块等。石块大都在栅栏桩内和竖井之外的淤泥中，较平整的一面朝上，深浅不一，多见于南半部。井内出土较多陶器和工具。
水井所在的地点原先是一个天然或人工开挖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