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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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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敌国谍报机构的严密保护。
  库龙成了我们的超级鼹鼠。须知,此人平时干的正是把东德和苏联的间谍变成
为西德做事的双重间谍。现在他愿意向我们出卖这方面的情报。不错,他开的价码
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钱直接汇到第三国银行的一个匿名账户里。可他对我们具有巨
大的潜在价值。库龙不愧是一名间谍高手,谈交易时还要求加上几条“例外条款”,
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谈判拍一部电影的交易一样。同时还要我们保证,不逮捕他
告发的双重间谍。这并不表明他为人特别慈悲。库龙深知,这些双重间谍如果接二
连三地遭到逮捕,迟早会使人对科隆的反谍报机构产生怀疑。我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巨大收获令我们兴奋不已,于是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施塔尔(也是明星的
意思)。库龙的真实身份属于绝密。我们从来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绝
对安全的办公室里也是一样。维也纳那次会面后,我们又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
意大利和突尼斯与他接头。库龙将叛变西德情报局的东德间谍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库龙和我选择见面的地点极其谨慎。每次接头都在人们一般消闲度假的地方。
  下一步是答应库龙提出的条件。库龙坚持这笔交易要得到我的亲自认可。我报
请米尔克批准支付这笔钱之前,想先见见此人。我们给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外交护照,派了一架飞机把他从维也纳经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接到德累斯顿。我
的女婿贝恩德在机场接上他,开车送他到我们在乡间的一处秘密地点。库龙属于那
种可以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哪怕是敌国的隐蔽据点。我们以典型的德国人方式谈成
了一笔精确的金钱交易。他退休后,甚至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付给他的工资相
当于东德情报局内的一名上校。当天,他即告诉我,我们手下的两个人,加劳和他
的妻子格林德已叛变西德。这对夫妇在西德为我们当联络员,负责向东德间谍传递
情报。
  加劳把他知道的东德间谍姓名告诉了西德反谍报机构。为了不暴露加劳的双重
间谍身份,西德并不逮捕这些人,而是监视这些特务在干些什么,见了哪些人。被
监视的人暂时并没有什么危险。如今有了库龙,西德谍报机构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
掌握之中。
  正事谈完后,我们为库龙举行了晚宴。国家安全部里经过严格审查的服务员在
一旁伺候。库龙讲了一些笑话。我请他看了几部东德的风光纪录片,并表示希望今
后能在东德经常见到他。库龙提到上司蒂德格时,这个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以前他的脑子还是蛮好使的,”他开玩笑说。“他是个挣俩花仨的人,没有酒就
活不了。”当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细节,以备以后用,哪里会想到贪图享受的
蒂德格有一天也会自动送上门来。
  被库龙这样的人出卖的间谍和鼹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就我所知,东西德的
谍报机构都没有出于报复或防止情报泄露的目的下手干掉哪个人。然而双方都无法
否认他们使用过勒索或腐蚀的手段。例如,为了胁迫莫伊茨海姆当双重间谍,西德
方面冷酷地让他在长期坐狱和叛变之间做出选择。换了我们,十之八九也会这么做。
  50年代以后,东德不再判处间谍死刑,叛变的东德谍报官员除外。对我们来说,
把西德的重要间谍关起来更有价值,以后待时机成熟时可以用这批间谍换回关押在
西德的我方间谍。只有背叛祖国的谍报官员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科技部的特斯
克。1981年,他把部里的文件藏在家里洗衣机的事败露。他原来计划携带这批文件
叛逃到西德,以此作为卖国求荣的礼物。
  1981年,特斯克被处决。他是东德政权下处决的最后一名犯人,从而为历史加
了一个悲剧的脚注。下令处决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人们常指责我这
个外国情报局局长置特斯克于死地,或至少没能救他一命。我对他的死是否感到有
责任?坦率地说,我必须区分各种责任的大小轻重。
  特斯克企图叛逃的事败露后,反谍报处与审讯处联手将他逮捕。这两个处均归
米尔克管。像所有被东德抓获的间谍一样,他被送上不公开审理的军事法庭。军事
法庭的这一性质令他的处境极为不利。案子到了这一步已不归我们管。不过80年代
初时,根据刑法应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变罪的人常常被减免为无期徒刑。我知道特
斯克的下场不会太妙,可没觉得他一定会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1981年6月在
莱比锡的一家监狱里执行的,事先没作任何声张。处决的方式仿照苏联人的做法,
趁他不备朝后脖颈开了一枪。处死特斯克很难说是为了杀一儆百,因为连我们情报
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觉得这反映了东德走向没落时思维不清的状态。
  一年前,1980年,东德军事谍报机构里的一名海军上尉扎尔科佐夫斯基向西德
人出卖了几个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米尔克听说后暴跳如雷。1982年,在一次我
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厉惩办投敌分子。“(东德建国)32年
后,再出现这类事件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我们中间
也会出现败类狗杂种。如果我知道是谁的话,会让他一辈子不得再次为害!”
  米尔克这番话表明,他对司法机关宽大处理叛逃人员极为不满。名义上法院独
立审理这类案子。但在涉及某个具体案子时,上面是可以施加影响的。特斯克被处
决也许就是上面的旨意。此案还有一处令我费解。根据东德的法律,只有证明特斯
克确实有投敌行为时才能处决他。这方面甚至还有一个先例。一个叫特伦的官员准
备叛逃时被抓获。法院驳回了检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虽
然被告有明显的叛逃意图,却没有实际的叛逃行为。因此,即使根据东德的严厉刑
法,处决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有人指控我对特斯克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我必须承
认,面对一个过于依附于政府并受其操纵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每一位
东德的谍报官员都懂得,叛逃的下场很可能是死刑。他们当初参加工作时自己曾宣
过誓:“如果日后我违背了这一庄严的诺言,甘愿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和人
民的唾弃。”直到1987年东德才废除了死刑。
  和平时期处死间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经历过的叛逃事件中既有东德人员,
也有西德人员。今天仔细想一想,觉得死刑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一个人投敌的动
机很复杂,通常还掺杂了本人的一种自信或自以为是的心理,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
海。
  至于臭名昭著的“湿活儿”,即谍报这一行内秘密处决的做法,这种事的确有
过,而且今天也照样有。我在这里…一举出在中央情报局手下失踪的人的例子无异
于引火烧身,反会被人倒咬一口,指责我如何隐瞒苏联谍报机构的多次不法行为。
50年代时期,保加利亚和波兰的谍报机构素有冷面杀手之称。东德的反谍报机构在
这方面也不干净。这里我要再次说明一下,流传甚广的绑架处死叛逃人员的事件其
实多半是绑架时强力安眠药用多了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谋杀。
  可以说,杀害叛逃人员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对于这种水平极低的勾当,
我不屑一顾。间谍小说里绘声绘色描写的湿活儿其实是一种很笨的办法。相比之下,
我们对莫伊茨海姆这样人的利用要高明实惠得多了。先把他当作双重间谍,以后又
变成三重间谍,从而得到最佳结果。我们的过失在于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贪婪。然
而这样做的并非东德谍报机构一家。
  库龙为我们干事非常认真,常常在合同规定以外的事上帮助我们。鉴于他的价
值极高,我特别做出安排,无论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通过一个专用电话号码找到我们。
遇有紧急情况时,他可以随时通风报信。库龙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深受信任,可以
接触到西德策反东德特务的大部分机密。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静以待观,等西德方
面得手后再通知我们。过早地打草惊蛇会引起西德的疑心,于他于我们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次例外。几十年来,我们在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里科尔的党
有一名间谍。早在科尔在莱茵省从政时期,他就是科尔的一位老朋友。此外,他还
兼为弗利克大企业集团做事,从1981年起一直作为该集团的代表游说执政的基督教
联盟政府。波恩的政界与产业界之间的那些肮脏勾当他全知道,不失为我们了解西
德国内政治内幕的宝贵渠道。
  一天夜里,正在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值班的库龙听一位同事说,一名东德间谍嫌
疑犯与这位政治鼹鼠接头时受到跟踪。两人走进一座公寓楼后,西德特工人员布下
天罗地网,很快就要动手收网捕鱼。库龙立即意识到,如果两个人当场被抓获的话,
我会失去一个在西德的极有价值的政治消息来源。他于是当机立断,拨通了紧急电
话号码,用暗语通知我们:“你们的人在安德纳赫大街受到监视。”我们采取了极
其冒险的做法,直接给两人所在的房间打电话,用一种口音假称拨错了电话,实则
是通知他们逃跑的暗语。
  我们判断,现在监视他们的人已经快下班了。另一拨人午夜后换班。如果动手
抓人的话,应该是凌晨时分。两人于是假装熄灯入睡。午夜刚过,我们的这名间谍
通过地下车库逃出大楼,经瑞士回到东柏林。第二天,这位鼹鼠离开公寓后,西德
特工人员冲进房间捕人,哪里还有那个不速之客的影儿,也没有找到任何从事间谍
活动的证据。
  日后这个鼹鼠终被挖出,受到审判并被判处短期徒刑,缓期执行。鉴于对其他
鼹鼠的判刑都较重,我猜想波恩政界里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连续6年,库龙向我们提供了一流的情报。在他不知情的十几岁的儿子的协助下,
库龙想出一种办法,以极快的速度把计算机信号录在普通录音电话的磁带上,从而
大大改进了我们以前的方式。过去发报时加密过的字母发出的僻僻啪啪的声音很容
易被对方的反谍报机构监听到。库龙的办法大大加快了传音的速度。人耳听上去不
过是声音略有一点走调,或是一两下短促僻啪声,和电话线上的小故障没什么两样。
在另一端,库龙发出的信号通过编好的电脑程序转录到一盘磁带上,然后以发报速
度的几分之几放出并解译。库龙后来又研究出一种更简便的办法,发出的信号可以
直接转到一张电脑光盘上。我们这边的分析员只需插入光盘,经过许可后,即可直
接从电脑荧光屏上看到发来的情报。这将译码所需的时间又缩短了宝贵的几分钟。
  我们与库龙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89年。它表明,如果一个谍报机
构内部管理不善,技术上的优势是有限的。技术知识可以用钱买到,而出色的组织、
严明的纪律和正确的直觉是买不来的。例如,库龙周围的同事本该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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