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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平反工作的进展。耀邦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平反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刘少奇，比如两次打倒邓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3．应该说明的是，当耀邦同志领导发动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两场大斗争时，他仅仅是一位中央委员，仅仅是党校副校长和组织部长。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对人民日报才建立正式的领导关系。在这之前，他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对我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志同道合，因而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我和耀邦之间的比较亲密的联系，发生在“文革”后期。“文革”以前，我们虽然有一些接触，由于我这人不善于结交朋友，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得了严重的肝炎，经常到协和医院去看病。这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像我们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恢复了相当优越的医疗保健制度，我们这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在协和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看病。在这期间，我与耀邦同志常常在医院里碰面，我们在等待医生诊病的空隙进行过几次亲切的谈话。我们一见倾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当时我们都是被批斗的“黑帮”，在行动上都失去自由，但是在看病的时候，恰恰摆脱了监管。我们不仅可以因看病而相遇，也可以以看病为由而相约聚会。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复出开展全面整顿的时期，他解放出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参加写作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受到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中的两株（另一株是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二十条）。从这时起，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
恰好，他的妻子李昭同我的妻子胡一哉，“文革”前曾经同时担任过北京市纺织局的副局长。我们夫妻经常到他们家作客，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促膝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立即去向他通报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我去见他，他说叶帅派叶选宁去看他，他给叶帅带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时期，一切工作都面临重新整顿，要全面振兴中华。他详细地给我解释他带给叶帅的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他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耀邦同志对问题深思熟虑，再思三思，所以他的话总是出口成章，文情并茂。他说的“人心大快”、“人心大喜”、“人心乐开花”，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三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以前，他对我并没有工作上的领导关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长者，当作兄长。虽然他仅仅比我大一岁，但他是长征干部，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我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布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组织安排。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的宣传。他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不仅为人民日报准备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且还继续指挥人民日报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主动地进行配合，陆续刊登了一些很好的读者来信和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新闻。耀邦同志看到这些来信和新闻，都马上打电话，鼓励和表扬我。比如我们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还配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于新华社发的宁夏落实干部政策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作了三行通栏大标题，耀邦同志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在整个平反右派的伟大战役中，耀邦同志也很注意充分调动人民日报的积极性。他所召集的重要会议，总要通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等新闻单位参加，我们不断写出新闻及时报导。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在全国引起震动，对推动平反右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可以说，在整个平反工作进展期间，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的，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组织领导天才。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作促进工作。比如在陶铸同志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同志平反前，编写了他的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人民日报也编发了王光美同志写的内部材料。我们还特别重印了几千份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其中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文革”中被全国批判的“黑修养”，这本《整风文献》在少奇同志正式平反以前印发出来，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它向全国早早地吹了一股热风，表明少奇同志的千古奇冤很快就会平反昭雪了。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同志请示过。关于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内部材料，都是直接送到他手里，他很快就批转给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汪东兴等政要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文章写作过程中，耀邦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别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
为了扫除对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耀邦同志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耀邦同志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