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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别之后，格里赛达被带到希腊司令官戴奥梅台那里以交换安蒂诺。特洛伊罗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为他的损失而痛苦，直至他在潘达罗的建议下偕其朋友一起参加一个宴会，为的是让时间过得快些。
与此同时，戴奥梅台发现格里赛达在希腊兵营里哭泣。他得知格里赛达悲伤的原因后，告诉她特洛伊将陷落，因此她爱特洛伊罗是不明智的。最后，格里赛达被他的理由和求爱所说服，从而对特洛伊罗的感情慢慢淡漠了。
在第十天，特洛伊罗和潘达罗来到城门口。他们在那里期待着格里赛达的归来，但她没有露面。其后六天，特洛伊罗抱着希望等候在城门口。不久，他开始失去气力，脸色苍白。后来，他在梦中看到格里赛达被一只野猪抱走了，他相信这只野猪就是戴奥梅台。深信梦幻的特洛化罗试图自杀，但是，他被潘达罗所阻止。潘达罗要他写信给他的情人以核实这个梦。他按潘达罗的建议写了，请求她回来，或者消除他的忧虑，但是，他没有收到回音。
他一度利用战斗去发泄他的愤怒。后来，他接到格里赛达的复信，重申她对他的爱情。特洛伊罗仍然相信她是违愿被关在希腊兵营里的，便送去许多音信，她对这些信仍然表露出眷恋之情。然而，在一次战斗中，一名特洛伊士兵打伤了戴奥梅台，从他身上拿到一只胸针，特洛伊罗认出这枚胸针正是他送给格里赛达的礼物。现在，他感到自己的怀疑已成为真实，因此他便在战斗中寻找戴奥梅台。两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双方都不能获胜。一天，特洛伊罗杀了许多希腊人之后，死于阿基利斯之手，从而结束了特洛伊罗和格里赛达之间难以想象的爱情。
从表面上看， 《菲洛斯特拉托》好像是一部传统的宫庭恋爱故事，其中许多大家熟悉的与宫庭爱情传统有联系的牵强附会的比喻显而易见。这部著作在宫庭背景中开始，描述“宫庭爱情”中的问题。爱情在“美丽的时刻”进入眼前。格里赛达被描写成“非常美丽和非常像天使。”特洛伊罗被描绘成被爱情抬高的人，他之所以变成一位更凶猛和更加精力充沛的，反对希腊人的战士，是因为格里赛达给他爱情。特洛伊罗受着痛苦 （在这方面，薄伽丘超越了自己，他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描述痛苦的）：他脸色苍白，昼不进食，夜不成眠，日益虚弱。
但是，薄伽丘代表着上升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中世纪消亡中是一支常有决定性的力量。显然地，他对宫庭爱情的态度与但丁等作家的神秘倾向以及诸如克里蒂安·德·特罗亚等法国传奇小说家的贵族传统是不同的。
这个故事来源于伯努瓦·德·圣·穆耳的 《特洛伊小说》。由伯努瓦叙述的这个故事，没有超出中世纪史诗的传统范围，并代表了男性和尚武的倾向，其中武艺的力量起了主要的作用。妇女和爱情即使出现，也不过是第二位。薄伽丘采用了伯努瓦的基本情节，又按自己的意愿改写了它。他要叙述特洛伊罗为了爱情所受的痛苦，以便告诉梦中的玛丽亚，薄伽丘自己也忍受着特洛伊罗受过的同样的痛苦。
薄伽丘特别强调，宫庭爱情中有关高贵地位的教义，不在于出生的高贵，而在于有一颗崇高的心。由于薄伽丘是资产阶级出身，试图在那不勒斯皇家宫庭功成名就，这种观点就代表了个人的利益。高贵被描写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虽然格里赛达的社会地位比特洛罗低，却值得他爱，因为她“举止持重、崇高……值得尊敬和言谈优雅……，比其他女士更有礼貌和风度”。同时，特洛伊罗也不关心爱情是否能使他提高地位，他只是关心满足自己的情欲，关心让他的情人理解他的爱情。假如他的情人不了解，他就授引“诗章”第三的祈祷，直接讲给她听，并请求她“不要拒绝我的强烈愿望：通情达理地同意我的请求。”
可见，诗篇不仅缺乏宫庭爱情的崇高目的，而且也缺乏道德训戒。薄伽丘没有区分人间的爱情和天上的爱情。他取消了翻案诗部分。这种翻案诗多半在传统的中世纪传奇小说的结尾中找到，其目的是提醒读者，宫庭爱情虽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是最崇高的，但天上的爱情永远是更可取的，这样，宫庭爱情总是被置于宗教价值的范围之内。薄伽丘的叙述则以人间的价值为依据，唯一关心的是人间的爱，认为对他的拯救将来自他的情人，而不是来自上天。他已经逐渐离开了中世纪的价值观念。《菲洛斯特拉托》因此而被看作一部过渡性作品，是沟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桥梁。
走向成熟
难忘菲亚美达
蛙窟阴影
1339年，薄伽丘上了年纪的父亲遭到了经济的打击，急需得到他的帮助。从此，他不得不放弃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活，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1340年，他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告别了秀丽怡人的那不勒斯，告别了阳光和快乐，落入了终日聒噪不休的“蛙窟”。
那时的佛罗伦萨正处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之中。
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政治上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共和国，到十四世纪中期，先后变为个人专制国家。专制君主独揽司法、立法、军事和行政大权。他们通常出身于封建贵族世家或大商人、大业主、大银行家家庭。这其中已孕育着中央集权国家的萌芽。中部和北部还有萨优依公国等封建小国和教皇国。南部的西西里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先为法国安茹家族所有，到公元1435年，则处于西班牙拉冈王国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教皇辖地、威尼斯是当时五个主要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五个国家的历史就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史。
1454年以前，每个主要国家都着手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疆界。各城市和城市联盟之间的战争连续不断。教皇国也热衷于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借助于雇佣军进行的。各个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巨大成就就是在持续的内部纷争中实现的。在政治体制方面，佛罗伦萨实行的是希腊城邦式的民主政治。十世纪时，佛罗伦萨还是托斯卡纳公国的一个小镇；十一世纪开始成为意大利工商业和银行业的中心；1115年获得自治权，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内部的一种自治权，政权仍由封建贵族掌握。到了十三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日益增长，那些挥金如土的封建贵族在经济上正被迫处于次要的地位。为了支撑门面，维持表面的繁华盛世，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商人和高利货者。金钱成为社会的杠杆，那个一度受到封建贵族极端鄙视的“中层阶级”，即那些商人、作坊主、银行家、工业家和手工匠，正不知不觉跨进市政厅的大门，身居交椅，开始执政了。
当时，佛罗伦萨行会林立，主要的有羊毛商、丝绸商、呢绒场主，银钱商、律师以及医生和药剂师等七大行会。1250年，工商业居民制订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第一部人民宪法，使七大行会的“肥人”控制了城市政权。1293年，佛罗伦萨成立了行会民主政权，行政机关由六名执政官组成，任期两个月，期满改选。行会民主政权不许贵族担任行政官职。因为冈巴地一役，贵族立有大功，开始居高临下、飞扬跋扈起来。为了严格限制贵族的政治权利，1293年，佛罗伦萨市民在民主党派领袖吉阿罗·戴拉·贝拉律师的领导下，制定了名为“正义法规”的新宪法。“法规”一方面加强了行会对政府的控制，并增设了一名执政官，由他统率一千名市民武装，专门对付犯法作乱的贵族分子。另一方面，“法规”规定：凡非实际从事一种行业者，一律不得担任公职。1295年，行会民主政权又对“正义法规”进行了修改，规定：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便可担任公职。所以，任何一个小贵族要想取得市民权，参加行会是必须的途径。
佛罗伦萨是社会变动最多的国家。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指出：“使这个城市受到扰乱的不只是一种分裂，而是各种各样的分裂：首先是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敌对；其次是格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仇恨；最后还有比安卡派和内拉派之间的结怨。”1343年，梳毛工人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雇佣工人反对工场主的斗争。
薄伽丘回到佛罗伦萨不久，就参加了行会。他目睹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政局和野蛮落后的社会习俗，深感有两件事急待解决：一、消除党派之争。所有家族宿怨，宗派对立，个人仇隙，敌对情绪，都该彻底结束。二、消除社会公害，维护社会治安。市政厅应严惩肇事头目，不论他属何党派，哪一宗教。薄伽丘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政制度，抨击同旧贵族勾结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尽管薄伽丘不乏政治热情，客观形势却时时与他作对。他并没有受到佛罗伦萨当局的应有重视，心情一落千丈，郁郁寡欢，一道阴影掠过他的胸间。
爱情的启迪
佛罗伦萨沉甸甸的现实对于二十七岁的血气方刚的薄伽丘，真是有些过于冰冷而沉重了。他想念那不勒斯如痴如醉的幸福。他想念那些挂着熟铁打制的招牌的酒店，树叶婆娑的藤萝架下摆着一张张铺上方格桌布的桌子，女侍者们身穿阿尔卑斯农家少妇的那种带褶长裙，样样事物都有一种迷人的童话色彩。他想念那不勒斯精致优美的景色，那里的阳光有着不可抵抗的魅力，似乎每一片树荫都在日光下呼吸和发光，充满了柔和的形态。他想念露天餐厅里唱那不勒斯歌曲的歌手，虽没有音乐听觉，没有好嗓子，有时连歌词也记不清，靠路人扔给几个钱维持生活，或者用重新热一下的厨房剩饭来填肚子，唱起歌来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热忱，把甜蜜的感情灌注到无力的唱段之中，使之情感奔腾，生气勃勃。他们为每一桌选择适当的歌曲，为年青人选小舞曲，为孤独的夫妇唱孤寂凄凉的情歌，为上了年纪和怀乡的人唱过去的老歌……
薄伽丘如此深切地相信那不勒斯，只因为那里有他的“菲亚美达”，那里有别处所没有的爱情，通过爱人的眼睛看那不勒斯就分外迷人。有了它，就连痛苦也是贵重的。究竟什么是快乐呢？还不就是一种特别甜蜜的痛苦吗？
他独自来到阿尔诺河畔。一座两侧建满金银首饰商店的“老桥”横跨河上。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桥梁之一，最早建于十世纪，1333年曾被阿尔诺河的洪水冲毁。十四世纪中期重建时，金银首饰商人开始在桥上建造商店和房屋，风格别致。他想起了伟大的文学前辈但丁，但丁就是在这座桥上同他终生热恋的女子贝亚德相遇的，从此唱出一曲千古绝唱。阿尔诺河水无声无息地流着，不知道但丁的伟大成就了这场爱情呢？还是这场爱情造成了但丁的不朽？
薄伽丘寄情于笔端，又为远方的“菲亚美达”作了许多诗文，排遣愁肠。牧歌《爱米多》（又译《亚美托》，1341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