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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包产到户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六节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
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１９７２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也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但邓小平和陈云在开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邓小平访问美国和日本时表现出的那种开放思想不同的是，陈云在多种场合向干部们强调要记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五个特征是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概括的。
列宁的这五点论断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如果强调这五点论断，就无法对外开放。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家的手段，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要大力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陈云的思想在基层也有反映。在８０年代初，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１９８０年６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７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１９８２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中英文的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１０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１９５３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要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９月１６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４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１０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５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中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它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１９７８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１９６２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据宝安县反映，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１１月２０日止，全县共外逃１。３８万人，逃出７０３７人。其中８月份以后外逃的１万多人，逃出５４００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１２１人，党员２９人，团员１６１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４。６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２５００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８０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４００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梧桐山海拔９９８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６０页）
１９７８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１９７８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２０００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３０００元港币。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１００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３０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７月份收到了９０００元侨汇商品供应证，８月１０日用４５００元买了４５０公斤粮食、３３。５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到２５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会。习仲勋，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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