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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历史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并不意味着得到。能否选到是被一系列条件所约束的。对这种约束条件人无法选择所以说它是必然。爱因斯坦说：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叔本华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was er will；aber nicht wollem；was eruill．〃编译者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译文集》，〃我的世界观。〃〃
康德关于理性的四种二律背反中，有一组命题就是：人是自由的，同时，人面对着必然。这两个命题是相反相成的。
再作一种类比的话，比如长江，它的江水中的一朵朵浪花，是随机的，偶然发生的，似乎也是由奔腾中的水流所自由表现的。但是长江的流势、总的形态和流向， 是非偶然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地理形势（西高东低）和陆地结构造所必然地决定的。这种必然性精确到可以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对水速和流向甚至于浪水涌现的概率和模态，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作出极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历史也是如此，人以及人所创生的事件就是江河中自由表现的浪花。而人所身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就是决定历史总走向的非自由的历史生态和结构。
自由选择的意义并非能或不能。选择无法使不可能的事件成为可能。但选择的意义决定好与不好，善与不善。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它使一个社会的潜力发挥到可能性的极限。而在历史的生态中，经济因素和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
马克思说：
〃这种（必然）关系就是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马恩全集》第3卷，第30页。
记者：这就是说，历史中确实存在不可选择的东西。
何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决定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就是生产力水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恩全集》，3…23。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所无法自由选择的。是只能依靠经济基础的逐步积累和进步而有规律地发展和积累的。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去推动。而并非依靠观念的发展或思想的革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他的经济决定论作了如下的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制度的构造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生产力）决定论。
4、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英雄造历史还是历史造英雄？
何新：恩格斯在1894年（125）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伟人的作用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伟人铸造历史的现在面貌。没有历史伟人，历史可能不是这样面貌。伟人为历史赋予形式。所以一定的历史制度常常以伟人而命名，如〃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改革〃等。但是，世界的整体结构，即历史逻辑并不因是否出现伟人发生整体的决定性改变。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何新：举个例子，法兰西自路易14时代以来，就开始了走向工业化和欧洲强大民族国家的进程。后来出现了伟大的拿破仑，他几乎征服了半个世界。他最后失败了。但无论是否出现拿破仑，法兰西上述的历史进程都是一种为当时的总体历史形势所决定的先验必然。
伟人是一种偶然，是天赐一个民族的机遇。伟人会使一个民族伟大，但也有时也使一个民族为之痛苦。伟人缩短历史进程，避免历史的许多曲折性，并且常常把一个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附庸地位提升到世界历史的中心。
没有伟人，必不会有那一面貌的历史。没有毛泽东，1934…1935年红军很可能在长征中被消灭。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也可能早被击败，蒋介石可能投降。但二次大战仍会发生。战后中国仍会与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泰国、印尼等小国不就是如此吗？）战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仍会是国民党。中国仍会经历工业革命的进程，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经济上会成为可能增大对美国的依附性。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终归不会使中国人永远甘居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中国还是要走向独立。还是会成为亚太区域的中心。
在美苏冷战时代，中国也还是会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
没有毛泽东，肯定不会发生文化革命，不会发生韩战，不会发生越战。
但是，世界历史的中轴主线不会因此而改变。根据20世纪中期的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仍会发生冷战，仍会有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时代全球两极化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冷战的结局可能不同，可能会有更长期的对峙。也许苏联阵营会更早地瓦解。最终仍会出现资本主义金融革命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从而出现将资本主义由产业主体提升为金融主体的新阶段。世界历史的基轴进程以及演进序列，作为必然性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但中国由于没有毛泽东，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政党的命运会大为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会大为不同。
5、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造
记者：如果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应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已达到其极限的经济基础上。
但1917年的俄国是一个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尚处在萌芽状态。而1949年的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更极其微弱，是一个准封建状态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在西欧、日本、北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至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决定论。
何新：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悖论。在20世纪，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被合理地解释。
记者：你如何看？
何新：其实，我在前几次的讨论中，特别在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已经谈了我对此的看法。在这里，恰恰用得着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马克思的两句名言：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换句话说，尽管前苏联和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判断它的时代性质却不能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依据。
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和苏联那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其经济政治的实体，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历史已经证明（正如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确实不可能建造高级于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发生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布哈林曾讲过一个观点。他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最大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的崩溃。所谓〃民族国家〃在战前就已经是一种最纯粹的虚构。事实上，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策的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有坚强的圆心和从属的圆周；另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策的客体，它们都带着不同色彩和不同程度的从属性……国家间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