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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奇故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武士的脸会被雕刻在蟹壳上呢?答案似乎是,这种脸型是人造成的,蟹壳上的模样是遗传下来的。跟人一样,蟹也有许多不同的血统,假定这种蟹的祖先当中碰巧有一只蟹的模样跟人的面孔相象,哪怕只是稍微相象,即使在坛野里战役之前,渔民们也不会把它吃掉。当他们把它丢回海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进化过程:如果你是一只蟹,你的壳是普普通通的,人类就会把你吃掉,你这一血统的后代就会减少,如果你的壳跟人类的面孔稍微相象,他们就会把你扔回海里,你的后代就会增多。蟹壳上的模样是蟹的一大投资。随着世代的推移——人蟹都一样——那些模样最象武士脸型的蟹就得天独厚地生存下来。因此,最终的产物不是一般人的脸型,也不是日本人的脸型,而是武士的严峻面容,所有这一切都与蟹的需求无关。淘汰是外部作用的结果。你的外貌越象武士,你的生存机会就越大,最后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武士蟹。
上述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过程。就平家武士蟹而言,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渔民们不自觉的选择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跟蟹的意愿毫无关系。但是,人类几千年来对动植物的存亡一直在进行着精心的抉择。从婴孩期开始,我们就被熟悉的农场、家畜、水果、树木和蔬菜所包围。这些动植物从何而来?它们是曾经独立生存在野外,后来才被诱引到农场里过比较安逸的生活的吗?不,事实正好相反,它们大多数是我们造就的。
一万年前,奶牛、猪狗、大穗玉米等是不存在的。当我们驯化这些动植物——有些动植物的模样跟现在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控制住了它们的繁殖。我们让那些理想的品种优先繁殖。当我们需要用狗来牧羊的时候,我们就挑选那些机敏、驯服并且具有一定放牧天才的品种,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狗的这种天才来看管成群猎食的动物。奶牛之所以有大乳房,是人类喜欢吃牛奶和乳酪的结果。我们现在吃的既可口又富有营养的玉米,是从它的瘦瘠的祖先开始,经过几万年的培育而成的。事实上,玉米已经变得没有人的干预而不能繁殖了。
无论是平家蟹、狗、奶牛还是玉米,人工选择的实质在于动植物的许多生理和行为特征被忠实地遗传下来。由于种种理由,人类促进了某些品种的繁殖,阻止了另一些品种的繁殖。被选中的品种竞先繁殖,终于繁盛起来;未被选中的品种日益稀少,甚至灭绝。
但是,既然人类能够造就动植物的新品种,难道自然就不能够吗?这个相应的过程称为“自然选择”过程。从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短暂时期内对野生动植物的改造以及化石所提供的证据。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生物在亿万年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化石毫不含糊地向我们表明,过去曾经大量存在的生物现在已经灭绝(原注:虽然西方传统的宗教舆论与这种观点大相径庭。例如,1770年,约翰·韦斯利认为:“死亡绝对不能够毁灭(哪怕是)最微小的物种。”)在地球历史上,已经灭绝的物种远比至今仍然存在的物种要多得多,它们是进化的终端试验品。
驯化所引起的遗传变化是非常迅速的。野兔一直到中世纪初才开始驯化(是法国修道士饲养的,因为他们把新生的小兔子当作鱼。所以在教会日历的某些天,兔肉不属于禁食的肉类),咖啡驯化于十五世纪,甜菜驯化于十九世纪,水貂现在仍处于驯化前期。在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驯化的结果使绵羊的产毛量从l千克增加到10~20千克,使哺乳期奶牛的产奶量从几百毫升增加到100万毫升。如果人工选择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变化,自然选择在几十亿年里能够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呢?绚丽多彩的生物界就是答案。进化是事实,而不是理论。
“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这个伟大的发现是跟查尔斯·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华菜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他们强调指出:自然是多产的、动植物产生的数量比它们可能生存的数量多得多,因此,自然环境选择那些碰巧更适合于生存的品种。突变——遗传特征的突然变化——是遗传的,它们为进化提供了原料。因为自然环境选择那些能够提高存活率的品种,结果引起了一系列生物形态的缓慢变化——新物种的起源②。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的原话是:
人类实际上不会引起变异性;人类只是无意识地将生物体暴露在新的生活环境里,然后大自然才对组织发生作用,从而引起变异性。但是人类能够、而且的确选择了大自然所赋予的变异,并以各种理想的方式积累起来。人类就是这样改造动植物使其满足自己的意愿。人类的改造活动可能是系统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他们可能只是将对他们最有用的生物保存起来,根本没有想到要改变品种……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适用于驯化的原理就不适用于大自然……产生的生物比可能生存的生物来得多……在生物竞争的过程当中,不管其年龄或所处的季节如何,一种生物对其他生物的最微弱优势,或者对周围环境那怕是最轻微的较佳适应性,都会定决定性的作用。
T。H。赫胥黎在十九世纪是进化论最有影响的捍卫者和宣传者,他写道:“达尔文和华莱土的著作是一道闪光,它给在黑夜里迷失方向的人展现了一条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把他直接带到家里,但是肯定把他引上了正路。当我刚刚理解《物种起源》的精义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多蠢啊!我猜想哥伦布的朋友也会是这么说的……变异性、生存斗争、环境适应性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驱走黑暗之前,我们谁也没想到它们就是通往解决物种核心问题的道路。”
当时许多人对进化论和自然选择这两种观点都十分反感(现在有些人仍然如此)。当我们的祖先看到地球上巧妙的生物和生物体的构造如何完美地行使其功能的时候,他们以为一定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即使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体,也是一部比最精致的袖珍手表还要复杂得多的机器,可是袖珍手表却不会自动组装,也不是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有摆的落地大座钟演化来的。有手表就说明有表匠。原子和分子似乎不可能自动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使地球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极其复杂和微妙的生物体。“每一个生物体都是特意设计出来的”、“物种不会转化”等观点与我们缺乏史料的祖先对生物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生物体都是由一个伟大的设计师精心构造出来”的观点使自然界条理化,使人类自命不凡——我们现在依然热中于此。所谓的“设计师”,是对生物界的一种自然的、投人所好的解释。但是,正如达尔文和华莱士所指出的那样,还有另一种同样投人所好而且是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自然选择——它使生命的乐曲一代比—代更美妙。
化石所提供的证据可能与“伟大的设计师”的观点相吻合;也许这个设计师对某些物种不满意的时候就把它们毁掉,然后再试验新的花样。但是这种观点有点令人茫然。每一种动植物都是精心制造的,一个万能的设计师难道不能从一开始就随心所欲地制作吗?化石所提供的证据说明了一个尝试与谬误的过程——对预见未来无能为力,这种特征与万能的伟大设计师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与性格比较温和和内向的设计师并不是格格不入的)。
五十年代初,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在H。J。马勒的实验室里做事,这是很幸运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遗传学家,他发现辐射能够引起突变,同时也是他首先提请我注意平家蟹是人工选择的一个例子。为了掌握实用遗传学,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做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s,意思是黑身嗜露者)的实验。这是一种驯良的生物,有两个翅膀,一双大眼睛。我们把它们装在粉红色的奶瓶里,让不同的品种进行杂交,然后观察亲本基因重新组合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形态,观察自然突变和人工突变会产生什么样的形态。雌蝇总是把卵下在技术员放在瓶里的糖蜜上,瓶子用塞子塞住,两周之后受精卵变成幼虫——蛹,最后蛹又形成果蝇成虫。
有一天,我正在用一个低倍双筒显微镜观察一批刚到的用醚轻度麻醉的果蝇成虫,并忙着用驼毛刷将不同的品种分开。使我感到惊愕的是,我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小变异,例如白眼睛变成红眼睛,或者没有颈毛变成有颈毛。这是一种机能健全的新品种,翅膀显著得多,羽状触角也长。马勒说过,在一代里绝不可能有重大的进化,可是这个范例却发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因此我断定,这是命运的安排。要向他解释这种现象,我感到有点为难。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敲了他的门。“进来!”里面传来了低沉的声音。我进去的时候发现房间的光线都遮住了,只有一盏小灯照着那架他正在使用的显微镜镜台。就是在这样黑暗之中,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发现了一种怪异的蝇,可以肯定它是由糖蜜里的蛹形成的。”我并没有想惊动马勒,但是他却问道:“是不是更象鳞翅目而不象双翅目?”他的脸渐渐地亮起来,我不知所措,他就追问道:“是不是有大翅膀?是不是有羽状触角?”我莫明其妙地点头,说有。
马勒打开头顶上的灯,亲切地笑着。原来,这种现象人们早就发观了。有一种蛾,它们已经适应果蝇遗传学实验室的生活环境。它们既不象果蝇,跟果蝇也毫不相干,它们要的是果蝇的糖蜜。就在实验室技术员打开瓶塞和盖上瓶塞的那一瞬间——比如给广口瓶添加果蝇的时候,母蛾便来个俯冲轰炸,将卵产在香甜的糖蜜里。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突变,我只偶然发现了自然中的另一种有趣的适应性的变化——它本身就是小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产物。
进化的奥秘在于死亡和时间——大量对环境不适应的生物体的死亡,以及碰巧有适应性的小突变进行长期演化所需要的时间。抵制达尔文和华莱士进化论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难以想象千万年的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更不用说想象亿万年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对那些只生存百万分之一年的生物来说,7000万年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就像蝴蝶一样,振翅一天便以为那就是一生。
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可能跟许多星球上的生物进化多少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就蛋白质的组成和化学性质或脑神经系统这样的细节而言,地球上的生物史在整个银河系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地球是46亿年之前由星际气体和尘埃凝结而成的。根据化石所提供的证据,我们知道,没多久——大概40亿年之前,在原始地球的湖海里就产生了生命,最初的生物还没有单细胞生物体——这已经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生物形态——那么复杂.最初的活动也简单得多。当时,闪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