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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睡后醒论》刊发后不久，何启、胡礼垣二人便于是年夏天撰写《曾论书后》一文，与之辩驳。何、胡认为，曾文“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可见曾纪泽对西学还是颇有研究的。然而，“独惜其言于本末先后，未免混淆，效验工夫，漫无次序”。立意甚高，但不易于实施；初衷虽美，却恐难获善果。当然，作为官方代言人，曾纪泽所言所论不免“是权奇之说，而非作探源之论”，或许存在言不由衷的隐情。但曾毕竟是外交使臣，且其文刊登于西方世界，流布甚广，若不及早加以驳斥，纠错正缪，恐怕文中的一些言论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正出于此意，何、胡二人强调：“侯之此论要不可以不辩。”遂对其“中国先睡后醒论”和“急外缓内说”分别加以驳斥，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
何、胡指出，曾纪泽文中所提到的军事、海防、铁路、邦交诸事，大多皆“中国未有是事，而侯则谓其先有此心；谓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种志向诚足嘉赏，“然使中国实有此心，而黾勉以赴，果能如愿以相偿乎？”曾纪泽谈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发生或清廷正欲实施的事情，即好像预言一个正在睡觉的人醒后会干什么、怎样做一样，这些都是十分抽象、难以把握的。即使醒后，“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国之心即可谓之虚灵不昧，中国之事即可谓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谓其然也”。因此，强国之梦易做，但强国之路却终究难走。
确定了曾纪泽所言是一个美梦后，何、胡的批驳又进一步。中国独立富强是每位国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虽甚所乐闻”，但并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愿之即可得之也”，正确的途径在于努力奋斗，况且“又非徒日为之即可得之也”，必须“道在为之而当”。视今日中国之情形，并非曾纪泽描绘得那样美好，若是沉溺于此种假象，无疑将是“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危害将会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纪泽明明说中国早已奋发有为了，但在何、胡眼中，这远远不够。曾侯所说的“此等奋发举行者”，实际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魇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以其全无心肝，绝欠依据故也”。这种努力（特指洋务运动），既不系统，也欠科学的经营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侧者，中国可乘其无知而中伤之；有惺然无端而来枕伴者，中国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国所谓“醒”时的水平，也只配偷袭酣睡者，偶尔打击将睡者或未醒者，捏个软柿子罢了，以其“奋嗡瞢之横力，发冒昧之狂威，一旦触及坚贞重大之质，银衡铁室之防，其实反自倾伤不止也”。所以，中国还远非西方列强的对手，何、胡“深觉可危者也”。
既然曾纪泽的中国已醒论有不小的偏颇，包含着盲目乐观的危害，“故夫睡与醒之喻，不足以明一国也”。因为假使“一国不得其道”，“多思多虑，多作多为，而犹不得谓之醒者矣”。“而能得其道”者，“虽不思不虑，不作不为，而亦不得谓之睡者矣”。
那么，“欲明一国，从何而观？”何、胡二人提出治与乱的观点，用以取代曾纪泽醒与睡的国家观。何、胡的治乱观并非传统“一乱一治，选换循生”的翻版，而是“永治永乱，分途异适”。因为当时之社会，“礼教昌明，群雄角立者势均力敌，并驾齐驱。其公议所归者，治则勃然。其公议所排者，乱则立现。乱之生，有确然难救之象。治之本，亦有显然难拔之形”。所以，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显然已不能适应国内外局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故执古以论今，其情虽同，其事则异也。居今以稽古，其势亦殊也”。简单的“一乱一治”也失去了市场，“其法亦殊也”，身处当今之世，若不变法，“虽使尧舜临朝，禹皋佐绩，仲由慎诺，公绰无私，加以管晏之才，苏张之辩，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从中国未醒到梦中之梦，再由梦中之梦到睡与醒不足以言国政，然后提出须用永治永乱替代之，何、胡经过长篇的陈述、推论，终于将变法这个课题摆了出来。
何、胡的变法主张带有明显的民权主义色彩，民众既是立国之本，又是兴国之基，国君的职责就是保民利民。如何才能鼓动民心，聚合民力呢？何、胡认为，这关键在于一个“信”字：
吾所谓信者，非徒指效验而言，乃兼指功用而言。一理也，必有确当不移之迹，然后能取信于民。一事也，必有着实可凭之据，然后能征信于众。是其信不须责之于人，但须责之于己也。且吾所谓信者，有非指制民之事而言，乃指导民之事而言。一法也，不得不从，不敢不从，则其信由畏惧而生，虽信不足用。一令也，从者听之，不从者亦听之，则信者由心悦诚服，其信大可恃。是其信非由君之迫胁，乃由民之乐贡也。信则民心向，信则民生力。一人之心有尽也，合亿兆万民之心则无尽矣。一人之力有穷也，合亿兆万民之力则无穷矣。
在讲求“信”的同时，还要依据“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即：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
民众认为公平的政策法令，国家应加以推行；民众认为不公平的律例措施，国家就应当废除，从而达到“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和“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的状态。只有“信”与“公平”原则双管齐下，民众才会团结一心，商务才能振兴繁荣，军队方能威猛强大，国家方可重新崛起。
经过以上的辩驳，可能有些人还对“中国先睡后醒论”心存幻想，“所谓睡者，以昏迷之象而言也；所谓醒者，以见几而作为喻也”。何、胡避其锋芒，以建设贷款出自何处为标准，指出：
若然，则吾请以两言断之。曰：铁路等事贷款若出诸中国之民，使其民与中国共生死守者，则谓之醒。铁路等事贷款若求诸外国之助，是外人夺中国之权衡者，则谓之睡。
看似将了曾泽纪一军，实际上何、胡够宽容了，二人提出了自己的最低标准：希望朝廷率领百姓团结一心，变法维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何、胡大声疾呼：
果醒果睡，吾不能起古之圣人而问之，所愿识时之士，抱道之儒，勿吝谠言，发挥胸臆，以作遒人之铎，以比清夜之钟，将见君民相维，上下一德，更张丕变，咸与维新，庶可有益于民生，无负于斯世。
而不然者，委蛇为政，推诿成风，使吾说虚存，略无所补，必俟质诸后世之圣人，始叹吾言之不惑也，则岂鄙人之所愿闻者哉！
至于“急外缓内说”，何、胡先从道理层面进行分析，得出了“欲攘其外者，先修其内；欲修其内者，先得其人”的结论。
何、胡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备受列强欺凌，固然有西方国家争地逐利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内政之不修也”。二人认为，内政之弊的根本是用人和待遇问题。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皇帝即使日理万机，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因此必须将许多政事委任于官。那么官吏素质问题就尤为重要，“是其造福于斯民，兴利于一国，均于官吏是赖也”。而今日国家衰败，吏治不兴，作为用人途径的捐纳、科甲制度难逃其咎。捐纳“是直以钱买官也”，贪官污吏“以朝廷之名器”，作“市井之居奇”，官场成了市场，国家权威丧失殆尽。科甲制度使士人“徒记其遗言以供词藻，则揆诸时务，扞格殊多”。况且“考试之法，弊窦丛生，贿赂夤缘，无穷狡狯，蓝本代倩，何所见真”。即使录取到文辞浩瀚之才，也对国家无济于事，福建之役即是明证。张佩纶之流，说理不可谓不明，作文不可谓不妙，而一赴沙场，则全军覆没。但这并不能归罪个人，“所见非所用，所言非所行，其效必至于此”。同时，在待遇方面，当今官员俸禄极薄，而应酬繁多，逼不得已，他们纷纷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致使“怀清履洁者不敢居官，即居官亦不能久，为其不知掊克也。识卓才长者不屑筮仕，即筮仕亦不见其能，为其不善逢迎也。小人进矣，君子退矣”。
“源之浊者，其流必不能清”，用人与待遇制度不良，吏治肯定难以清正。正基于此，何、胡指出：“国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国家之待士也，非重禄不能。”政府必须破格用人，并给以高薪，使其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方可杜绝不正之风。
曾纪泽“急外缓内说”具体包括保护华侨利益、申明藩属关系及修改不平等条约三部分内容，均是目前最急之务。何、胡也承认列强欺侮中国、外交不利的事实，但究其源头，实应检讨自身。“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荣之事”。
海外华侨为何常受不公？中国为何屡签不平等条约？何、胡认为根源在于我国“政令之不修”，“风俗之颓靡”，举国上下缺乏“公平”原则。二人列举了今日官府在审判量刑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状况：
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今者中国之法司，其有公乎？无也。缙绅名帖，可逮无辜，何公之有？苞苴载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贫者无辞，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倾家，何公之有？监牢刻酷，不得为人，何公之有？
既然国家司法系统如此混乱恶劣，又怎能指望它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呢？维护华侨权益，改订条约仅是奢望而已。如果当政者仍执迷不悟，“纵使中国兵威强于今日数十倍，亦不能遵纪纲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国家之间的较量，“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尚德而不尚力也”。可见，在“理”与“力”之间，何、胡更强调循“理”办事，而不赞同曾纪泽那种尚“力”专任之作法。
对于申明中国统属藩属关系一项，何、胡也持反对意见。从中国方面来讲，如今已是自身难保，又凭什么兼顾他国。况且“保护之说，原属空文。我之不能护人，犹人之不能护我。人既不能护我，则我何可轻以保护许人”，如仍沉溺“保护之说”，无异于好大喜功，只会招致更大的祸端。
从藩属国角度考察，它们沦为殖民地实乃咎由自取。以越南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无忧深思远之心，越南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