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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只眼，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种品格，在当时的朝廷人臣和封疆人吏中十分难得，要在辽东力挽狂澜，非袁莫属。崇祯皇帝接受这一建议，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政全权委托给他。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廷臣与袁崇焕，讨论辽东事宜，希望袁崇焕能够提出令人振奋的平辽方略。袁崇焕对于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听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仅皇帝高兴，连在一旁的内阁辅臣们也莫不欢欣鼓舞，以为袁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却显得相当冷静，趁皇上暂退便殿稍憩之机，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复辽”的方略。不料袁崇焕并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若无其事地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许誉卿听了人吃一惊，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
袁崇焕自知失言，待御前会议继续逆行时，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秆，提出许多前提条件，诸如钱粮与武器必须悉心筹措，用人必须得心应手，件件落实才行。皇帝马上交代户部、户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办。接着袁崇焕义提出言官舆论问题：以臣之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致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皇帝听得注，不由得站了起来，问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仆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关，并赐给尚方宝剑，嘱咐他：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
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为了恢复辽东，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儿乎言听计从。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复辽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按照当时的形势及力量对比，“五年复辽”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之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阻后金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王吴：《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酿成了袁崇焕日后的悲剧。清初的历史学家张岱在为袁崇焕作传时，把他的性格弱点与悲剧遭遇联系起来：“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话说得似乎有点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颇堪同味。
一年后，监察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时，评论道：袁崇焕对陛下说“五年复辽”，臣心壮之，且服之。窃以为督师之语并非他平日那样胸有成竹，而是目无全牛。恐怕是迫于陛下一时之顾问，只得猝然以对。事实确实如此，在御前会议两天后，袁崇焕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疏，详细陈述他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一句是守为止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这一战略方针强凋的重点是，同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同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袁崇焕陷入了自己制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无法自拔。
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在袁崇焕上疏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说：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援引辽东战场上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给袁崇焕预示了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犯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并且再一次夸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是恢复辽东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以谢皇上（参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清）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很快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满洲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并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抵达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袁崇焕的重点是治兵关外，但他毕竟负有督师蓟辽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住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是由蓟镇总兵凋任山海关总兵的，虽然熟悉蓟镇情况，但创促应战，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激战中阵亡，全军覆没，形势顿趋严峻。
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焕亲自率领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关增援。次日又凋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他随即部署：以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镇守山海关，参将杨春镇守永平，游击满库镇守建昌，参将邹宗武镇守丰润，游击蔡裕镇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守护皇陵，宣府总兵侯世禄镇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与辽东总兵祖人寿镇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应援。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对袁崇焕过分收缩于京都外围的消极防御部署，有不同看法，他赞同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同退守昌平、通州一线。
这是一个错着。另一个错着是，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居然率兵跟蹑。理应抢前阻击，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兵接连攻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一错再错，十一月十五日赶到河西务，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现在舍弃上策，先是跟蹑，后义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此举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朝廷上下这种不信任气氛，被后金（消）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后，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这一密谋颇类似《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伎俩并不高明，策划者是后金章京范文程。据《东华录》与《清史稿》的记载，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后，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乃上（按：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按：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太监佯卧窃听，默记在心。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情报就传到崇祯皇帝那里。皇太极的这一招，在“都人竞谓崇焕召敌”的气氛中，是极易奏效的。文震孟在他的《文文肃公日记》中，隐约流露了些许端倪：“（十一月）十八日，闻袁督师至城下。义云是奴酋奸细伪为袁者，忧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汹汹而已。”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所说更为具体：“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兵部尚书特地招募名叫沈文学的人进入袁营探听虚实，沈对袁说：“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同知公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且公枉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欤！”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是当时朝廷上下“疑其有外心”；其二是将来的下场很可能是“天下争脔公”。不幸而被他言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人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可能已经获悉太监杨某的情报，但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对于袁崇焕极力夸张敌军不可抵挡的说法，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袁崇焕披上。皇帝其实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只是隐而未显而已。
以后几天，北京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崇祯皇帝作了一系列布置，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以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是宣布将他逮捕入狱。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令袁崇焕大惊失色，也令同时应召的将领们出乎意料。崇祯皇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兵犯阙以及射伤满桂三件事情。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谓“密约”。袁崇焕其实并没有和皇太极订立什么“密约”，对于皇上的简单问话，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皇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的朝服脱去，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候。
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这一重大举措，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帝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山来，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公然摊到桌面上，所以当他与督师人学士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袁作为督师的失职，丝毫未涉及其他因素：“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义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忧虑：“十二月一日……忽闯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戎。已，闯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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