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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志与明鬼的宗教思想，受到社会下层的支持，后为道教所吸收，成为民
间道教思想的一部分。
6。阴阳家的宗教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周代国家宗教的神权动摇。其表现为对最高神“天”的
崇拜分解出“五帝崇拜”。周人国家宗教“以德配天”说演化为“五德终始”
说。这是本时期政权的下移在宗教观上的反映，归纳与综合此说者为阴阳家
邹衍。
（1）邹衍与“五德转移”说
邹衍 （约公元前305—前240年）是齐国临淄人，战国后期的阴阳家。
其学说的主要特点是把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说运用于社会历史与王
朝更迭，以此解释历代兴衰变更的原因，但由于其著作未传于世，所以只能
依当时或较后对其思想引述的著作加以说明。流传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
行说的始作俑者并非邹衍。阴阳说出自《周易》，传说伏羲氏以“阴阳”表
示万物中各种对立的力量，如天地、昼夜、寒暑、男女等，后世研究《周易》
者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息变化皆由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交感而成。“五行”
说始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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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是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构
成宇宙的五种基本原素，并认为由于它们相生相克而形成五光十色的万物。
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其相克的顺
序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到战国时代，人们已通用
阴阳五行说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化。邹衍的创造在于运用此说解释王朝的兴
衰，与预测未来的王朝，提出“五德转移”或“五德终始”说。
在古代宗教中素有王者受命于天的王权神授观念。周公解释周克商的宗
教理论为“以德配天”，但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社会混乱，按此理
论则是周天子失德所致。在此情况下，人们必然要考虑何时能够天下太平？
下一个以德配天的王朝者何？这是战国时代，社会上普遍思考的问题，特别
是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均欲探知下一个得天命者是谁。邹衍的五德转移说应运
而生。“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探阴阳消息而作怪迁之
变……称引天地剖划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
子荀卿列传》）。其意为邹衍以阴阳说为依据，提出“五德转移”说，历代
王朝各依其德制定国策。五德转移的次序为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
并谓新帝王之兴必有祥瑞出现。如黄帝时出现的祥端为大螾 （大蚯蚓）、大
蝼 （大蝼蛄），主土德，属黄色；禹之时，天至秋冬，草木不衰，主木德，
属青色；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主金德，属白色；文王时出现的祥
瑞为天先见火，有红鸟衔丹书集于周社，主火德，属红色；由此推论，代火
者必为水德，属黑色 （见《吕氏春秋·有始览》）。邹衍在此将以前的王朝
所主之德行与五行相对应，并说明出现的祥瑞与色彩。
邹衍的“五德转移”说提出后，受到各国诸侯的欢迎。他们纷纷关注五
德转移的“祥瑞”出现。邹衍受到诸多诸侯国的欢迎，视如贵宾，在“五德
转移”说的影响下，对最高神“天”的崇拜渐渐演化为对“五帝”的崇拜。
（2）五帝崇拜
五帝崇拜是周代国家宗教的“四方”神与邹衍的五德转移说相结合的产
物。周代国家宗教为“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礼记·曲礼》），祭四方神
与祭天神一样，为天子的特权，是他拥有主权土地的象征，说明四方神的地
位与天地并列。但在周代，四方神仅笼统称之，并无各自的具体名称。至春
秋时代，边远的秦国兴起后，为提高该国的地位，他们把四方神提高为“帝”，
认为西方秦国的保护神为“白帝”。“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
之神，作西时，祠白帝，……” （《史记·封禅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
崇拜四方之神，均设祭坛。
至战国时代，天子地位更加衰落，王权下移，在五行思想的流传过程中，
秦国把原来统一的“天”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帝。战国末年吕不韦（公
元前？—前235年）主编的《吕氏春秋》，将五行、五德、五色、五方、五
帝统一结合，形成了完整的“五帝崇拜”。《吕氏春秋·十二纪》把传说中
的先王神化，认为他们死后均为主宰一方的天帝，各有自己的职务、辅臣、
德行、色泽。东方天帝为太皞 （即伏羲氏），辅臣为木神句芒，属木德，主
春季，色泽为青色，故东方天帝亦称青帝。南方天帝为神农氏，辅臣为火神
祝融，属火德，主夏季，因火为赤色，故南方天帝亦称赤帝。西方天神名少
皞 （黄帝之子），辅臣为金神蓐收，属金德，主秋季，金为白色，故又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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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北方天帝为颛顼（少皞之子，黄帝之孙），辅臣为水神玄冥，属水德，
主冬季，因水之色泽为黑色，所以北方天帝又称黑帝。黄帝居中央，辅臣为
土神后土，主土德，色泽为黄色。这五帝按阴阳家的“五德转移”或“五德
终始”说，将循序替代，按邹衍的推论，行将灭亡之周王朝主火德，色泽为
红色，因此新兴的王朝必主水德，色泽为黑色。秦王朝认为必得天命，取而
代之，故崇尚黑色。秦始皇为此将黄河更名为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
上黑” （《史记·封禅书》）。
战国后期的五帝崇拜是春秋战国时期王权下移、诸侯争霸的现实在宗教
上的反映。由于秦王朝的推崇，曾风行一时，但对周代宗教最高神“天”的
崇拜，并未消失，秦始皇即位后，仍不忘到泰山封禅，“始皇祭名山大川，
首至泰山祭天主”（《史记·封禅书》），这说明秦始皇仍把祭天封禅作为
君主的专利与特权，亦说明秦王朝仍把“天”视为最高神。“天主”一词亦
被西方人视为中国宗教的最高神，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将罗马公教传入我
国后，为罗马公教在中国的名称费尽心机，最后他依据前引文将罗马公教称
为天主教，将上帝称为天主。
7。春秋战国时期宗教的特点与影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转化为封建社会的时代。在此期间，社会
的动荡与分化，促成了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各阶级、阶层均通
过其代言人提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新学说与新思想。在宗教
领域则表现为新旧宗教思想的冲突与礼仪的变化。经历了 500年的思想斗
争，中国的国家宗教经过改造后，得以继续存在，并为其后封建社会的国家
宗教造就了基本的模式。先秦诸子的宗教观，对后世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亦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宗教思想资料。
（1）周代宗法制宗教神权的动摇与下移
周人国家宗教崇拜的最高神为“天”，认为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
高主宰，并与宗法制度与祖先崇拜相结合，将周王称为“天之元子”，使“天”
又成为周天子的祖先，从而提高与巩固了周王的地位与权威。因此，周王作
为“天”之嫡长子不仅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也垄断了祭天
的特权。由于将神权与王权结为一体，增加了政权的神圣性，所以周代的国
家宗教实质上是王室宗教，只有天子才有祭天权，他人不能僭越，违者视如
叛逆。但是，其国家宗教并无深厚的神学理论，仅提出“以德配天”的说法，
作为周王朝取代商王朝的宗教理论依据。
至春秋时期，诸侯国突起，各自为政，政权下移，周天子的统治权名存
实亡。在此情况下，宗教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必随社会的变化而变迁。其
神学理论“以德配天”已不堪一击，人们很自然地认为社会的变化是周天子
失德的体现，宗教神权遂产生了动摇与下移。此时，周天子的祭天与礼仪的
特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诸侯以至于卿大夫均欲或举行祭天并使用天子的礼
乐，亦即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下移为自诸侯
出，甚至自卿大夫出。宗教神职官员亦不再是天子的专利品，而流向新贵族
与民间，他们或为士人操办婚丧礼乐，或在民间私人办学。周代的国家宗教
虽然受到了严重的动摇，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或势均力敌，或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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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弱，均未能统一天下，成为“天之元子”，故在形式上仍共尊周天子的王
权与神权，国家宗教仍得以延续。这种状况直到秦统一六国，由秦始皇垄断
了祭天权，从王室宗教发展为皇室宗教，对最高神“天”的崇拜，始终存在
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达2000年之久。
（2）诸子百家“无”观的世俗化特色
周代国家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对最高神“天”的崇拜，所以神权的动摇集
中表现在“天”观的动摇。春秋战国时代由民间的疑天、怨天与恨天，发展
为诸子百家对传统的“天”的批判，并提出了各自的“天”观。他们的“天”
观尽管各异，但其共同特点是“天”观的世俗化。这表现在他们的“天”观
均是为了说明与表达各自的政治、社会主张，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个别的无神论者的涓涓细流外，先秦诸子都承认最
高神“天”的存在，但只不过是把“天”作为实现各自社会理想的靠山，重
点是解决世俗的问题。
儒家的代表孔子在理论上承认“天”及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但他的“天”论表现出人本主
义的色彩，认为人可以认识并掌握天命。孔子提出天命的内容是实现“仁”
与“礼”。“仁”的内容很多，涉及宗教伦理方面的是“恕”道，“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等。其意为人只要以爱心修心养性，实行与
遵守仁政，便可以掌握天命。孟子内省式的天命观认为，“天”虽具有最高
的权威，“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但对天命不能消极
等待，而应“强为善”，在事业上要努力奋斗便是顺天意的表现，在宗教世
俗化的道路上，墨子的“天”论更为明显。他不仅承认“天”的存在与其最
高意志，而且提倡“尊天事鬼”，但欲达此目的，只能是实行他主张的“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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