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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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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质量价值领域构成一个可能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当广阔的领域,甚至从调节到可逆性运算的过渡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节5中),这样一种过渡正从纯结构(调节与认知运算)这一方面来加以研究,自然也没有理由不从价值方面、从吸引力即情感负荷的“投资”、相互性及交换等方面来研究,而这与人们在调节和与结构运算方面所观察到的东西同构。在这方面,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价值尺度所采取的逻辑形式。系列、系谱树等。一些学者,如高布劳特,还尝试一种“价值逻辑”。
    而尤其是存在着一个不着眼于结构的认识,但着眼于可使用力量之调节的运算系统。博奕论曾给它一个地位,名为“决策”。这就是心理学家一直感到难以解释的意志。自威廉·詹姆斯以来,人们一直承认意志不是简单的或可分离的倾向,否则就会把它与努力或意向混同起来。当一个被认为是低级的而一时是较为强烈的倾向(一个特殊的欲望等)同一个被认为是高级的但初始时是较弱的倾向(一个义务等)发生冲突时,意志就起作用了。意志行为就在于加强后者直至战胜前者。由此,A·比奈作出结论说必需要有一个附加力量。布隆代尔还提示这一力量来自集体命令(这个解决办法很成问题,因为如果集体命令足以决定一个动作,那就不再需要意志;而如果集体命令不足以决定的话,那么问题依然存在)。看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倾向自身并无强弱之分,其强弱只是与背景有关。只要背景仅仅取决于同实际知觉情况相联系的变动调节,低级倾向就可能占上风;然而如若把意志设想为可逆性运算,即通常的能量调节的极限,那么意志行为就在于把人偏移开当前的情况,使他能回到自己尺度上的永恒价值上来。因此,有意志也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十分坚固价值尺度,在发生冲突期间可以参照它。这同智力运算有相同之处(节5)。
    13.控制论循环与经济调节
    尽管目的价值在人文科学专有的各个领域里起着非常普遍的作用,遗憾的是这种价值并不因此永远是可以度量的,相反收益价值出于其性质本身,则是可以度量的。由于经济科学同时研究这两种价值,所以在经济学领域内最容易看到在一切人类行为中所起作用这两种共同机制的意义。
    总的来说,任何价值,都反映了一个结构的运转,而任何运转又都是受调节支配的一个流量。这里所谓的调节含有最广泛的意义,包括自发的平衡过程和意向的与系统的调节,例如,出自一项稳定或增长政策的经济调节。因此本节的问题是设法抽取可应用于各价值领域的最一般调节模型。为此就要研究经济学家为控制他们面临的复杂相互作用系统而使用控制论循环概念的方式。环形(或反馈)模式当然不是产生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相反,经济学家刚刚开始对伺服机制论的运算内容感兴趣。这不仅出于思想上的惰性,而是因为很难采用复杂的实验测量。但经济学的例子格外有趣。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同古典概念,如经济循环概念相会合;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已经隐约看到经济机制的普遍性。这些机制的某些主要方面,在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领域内都能看到。
    坏性系统的优点在于赋予无数情况中的某些情况一个确切的地位,在这些情况中,相互作用概念和循环因果概念应该替代线性因果链的概念。在物理学中,作用与反作用原理,各种各样系统——通过它们所接受的各种潜在工作的补偿而得以保持其平衡的那些系统——的存在,以及勒夏利埃原理(或与初始干扰相反方向的平衡移动),早就表明某些因果形式是不可能还原为一个线性链图式的。在生物学中,组织以及通过每次都带有收益与损失的连续调节对组织的保存,这一事实本身越来越使人们不得不考虑环性系统。甚至在表面看来很简单的环境对机体的作用中(现象型变更或带有发生效果的选择),人们也开始认为机体同样也选择和改变环境。这就提示了有控制论循环的作用。在相互作用永远伴有自动调节或多少是意向性调节的人文科学领域,循环概念更加明显地有其必要性,而且越来越显得清楚的是,即使一般的S-R(刺激…反应)图式也已经属于循环性的了。因为人只是在感觉到了刺激时才对刺激有反应的,同时他的反应只是根据决定反应的图式,反应图式也不能反过来脱离通常的刺激而得到解释。
    在具有可进行广泛测量这个优点的经济领域,某些已非常流行的概念都准备着迎接控制论的模式。例如,一个变量通过其他取决于它的变量自己影响自己。又如在生产、消费和投资三者关系中的“经济循环”概念,这三者构成许多循环的因果关系。再如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并能提供环性系统中的一些简单变化例子的倍数和加速度概念。
    为了明确概念,我们在此举一个把经济循环表达为反馈的基本例子(来自索拉里)。假设这一模式参照的是一个封闭的国民经济(同国外无交流)并只记下以下三个变量:Y(t)=国民生产总值;C(t)=消费总值;I(t)=投资总值。这三个变量都是时间(t)的连续函数,表示在一段时间t中的货币流量,t+dto于是就能得出会计关系:
    Y(t)=I(t)+C(t)这个关系可以,比方说,引进两条行为规律加以补充:
C(t)=C·Y(t)和I(t)=V(dy(t)/dt)
C和V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系数。
第一条规律是最常见的消费类型的函数。第二条规律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人员面对国民收入变动在投资决定上的反应。这是在投资方面“反射”国民收入变动的著名加速现象。这一初级动力学模式可归结为微分方程式:
(I-C)/r=(1/Y(t))。dy(t)/dt考虑到初始条件Y(D)=Yo其直接解法是Y(t)=YoOpt。为了简化公式,我们有:
P=(I…c)/V=S/V或S
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是正数的增长率P与储蓄倾向成正比,而与投资系数成反比。于是,人们可以用下图来代表模式,图中圆圈表示变量,菱形表示变量所承受的变化(按照箭头所示方向):
人们从图中两个圆圈可以认出反馈。第一个反映“倍数作用”:Y(t)通过C(t)自己影响自己。第二个反映“加速度作用”;Y(t)通过I(t)自己影响自己。两种作用都是相加性的。
    这一例子所具体化的方法呈现出两个好处:一个是从经济研究本身的观点上看,另一个是它表现了一切生命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机制(不仅因为在这些科学中到处都能遇到环形系统,而且还因为生产、消费与投资的循环存在于一切目的价值和收益价值的领域)。
    从经济科学(再说一遍,经济学是很典型的,尤其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观点看,像刚才所看到的那种图式可以用来对相互作用进行逻辑与因果分析,因此也完全可以把这种分析推广到性质更为复杂的转移或新反馈。特别是,在前面所说的、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调节有关的模式之上还可以加一个严格经济意义上的调节反馈(稳定政策,在这里事实上是增长的政策):这只要引进一个新变量G(t)就可以了。如Y(t)→(t)→Y(t),由于已经实现的转移的性质,就能改变增长率P(此外,自然还应该扩大模式,以便考虑到在经济调节中起重要动机作用的延迟变
化)。
    至于这种模式的一般意义,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上它们标志着价值领域,甚至结构的建构领域中最重要的共同机制之一的特征。
    就价值,也就是说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第10节),就一般情感生活的作用而言,那么很显然,把生产与消费或投资连接起来的循环确实在各种最不相同的情况中都有。因为任何生产,亦即任何建设性动作,都因其自身的结果,亦即动作所导致的消费性动作而增强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生产引起新的情感“投资”,它以其它生产加强最初的生产或予以补充。因此,这里就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机制,而我们刚才探讨的它的经济模式只在特殊的社会特征和所引起的引人注意的量化方面有所不同罢了。
    至于结构的建构,它是同我们刚才称为生产的、即一般意义上的建构性动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在一切领域,一个终于获得良好调整的或逻辑…数学特征的结构(例如,一个“群”的结构),在开始时都有一个简单的调节阶段,也就是有尝试与错误的建构阶段,其中错误的改正是借助于与前面的反馈相似的反馈来实现的。其次是,结构一旦相当平衡之后,可逆性运算的作用就取代初始时的调节(如第五节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时,只根据结果而做的改正就被对当时的动作所作的预见性事先修正所替代。这样,环形系统达到了一个直接与反向的运算系统,其调节同建构活动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最初起作用的价值因而升级为规范价值)。
    14.功能与价值领域中的同时性问题与历时性问题
    我们看到(在第9节中),一个规范结构由于发展而达到它的平衡形式(当然,根据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稳定程度也不同;请看第八节),这种发展本身及其各个阶段都构成一种平衡,亦即一种自动调节过程。而这种自动调节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结构的产生本身所固有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既没有建构性机构,另一方面或事后也没有改正机构,而是建构这样的逐渐组织同时也是调节性的,因此是通过平衡化来进行的。我们将看到(在第18节中),一个意义系统则相反表现出词音历史——词音目前的意义仅部分地依赖于它的历史——同相对独立于历时性这一系统的同时性平衡的最大脱节。功能、效用或价值系统在这两个极端情况中占着中间位置。饶有趣味的是,在研究共同机制时,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中间位置,从同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这个观点看,在一切带有功能主义之维的学科,自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直至经济学中都能找到。换言之,它存在于一切必须把目前效用和历史演变关系加以区分的领域。
    例如,在经济史领域,这一中间情况以下两个特点为标志。一方面,人们看到经常存在于以先前的发展来解释某一组当前的事实(或任何同时性事实)的努力和用被认为是“无时间性的”并属于平衡规律的一般机制来解释一组历史事件的相反做法二者之间的双极性。但另一方面,人们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却发现了一种旨在以人们今天可称之为发生结构主义的东西,在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领域里,辩证地克服历史因素和超历史因素这种二元性的方法论。
    至于人们在那些未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那里所看到的解释的二元性,大家都一致认为大的经济结构可以用结构的历史来解释,而属于行情的大事(如在第二节中所谈过某些食品厂在十三世纪或十六世纪的价格),则应根据有关价格形成的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理论把这些机制看作是“无时间性的、必然的”。这倒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价格是不变的,而是相反,因为价格在细节上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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