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鞫什�140万元、其它80％为无形资产来评定成都国腾注册资本，这次股权变更后成都国腾的注册资本最多只能有700万元，商地置业出资15 0万元同样可以购入成都国腾20％以上的股权；
其次，在成都国腾这次变更工商登记时，附加的“验资事项说明”中已经明确规定：“商地置业公司应出资7，598，400。00元，出资比例24％，出资方式为：流动资产336，000。00元，无形资产7，262，400。00元”。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商地置业付出现金三十几万元，就可获得成都国腾24％的股权，宋可荒随后帮助成都国腾赢得吉林ＩＣ卡电话机的投标，则可以视为兑现了投入无形资产的承诺。而实际上商地置业当时为得到成都国腾这24％的股权已经付出了现金150万元，远远超过了变更工商登记时的要求，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出资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将自己在工商局登记的商地置业占股权24％改为7。5％，不仅是背信弃义地不守承诺，而且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这是何燕等人一直未能修改成都国腾工商登记的根本原因。
成都国腾经营者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这是任何持一点客观态度的人都不能否认的。本文的上一部分已经指出，《新财经》关于国腾的文章显然对何燕颇有好感，但就是在这篇文章后面发表的相关评论中，“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费国平就指出了“国腾的发展沿革中”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如“不经股东表决同意通过决议，就作出重大股权变更或对外投资的决策”、“由华威公司代自然人出资等”（这正是本文前边所说的成都国腾经营者的各种违法行为）。费国平认为，这些事实都“暴露出企业家法律意识的淡漠”。
显然，费国平所使用的“不规范”一词，只不过是出于客气而用的委婉说法。他所指出的那些行动，实际上都是违法行为。而这些违法行为的性质，都是有意识地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在这里是国有财产）以使成都国腾的经营者暴富。这些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而且本身就带有盗窃国有财产的性质。
不仅如此，本文前边对国腾集团形成过程的整个叙述已经足以说明，没有上述五项非法行为，就不可能实施后续的各种“股份制经营”和“股权变更”，也不可能演化出如此复杂的“国腾系企业集团”，何燕、莫晓宇等人也绝不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这就说明，成都国腾原经营者的暴富，是以一系列违法行为侵占国有财产的结果。
上述的分析也说明，在判断企业经营者是否有侵占国有财产的不法行为时以“原投入企业的国有资金是否减少”为依据，是使用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标准。正是按照这样一个极其错误的标准，莫晓宇才宣称，“商地置业”等公司的国有资产都升值了好几倍，似乎这样一来国腾集团的经营层就没有了盗窃国有资产的问题。
其实，正是莫晓宇本人把国腾说成是高科技企业，使我们可以以高技术公司的标准来评判国腾集团的“股份化经营”。原先向成都国腾投入的国有资金、包括商地置业的投资，都应当被视为一种风险投资；而对这种风险投资，在一个公司中多少倍的投资回报都不算高，因为风险投资中零回报的概率极大，如果不能在某些项目上取得几十上百倍的回报，风险投资在整体上就是不合算的。从这个角度看，宋克荒在成都国腾经营难以为继的时刻投入150万元，是作了一笔极为精明的风险投资，这笔投资之所以没能得到几十上百倍的回报，不过是由于何燕等成都国腾经营者采取了违法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样，特别是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判断是否侵占了股东权益包括国有财产，其依据应当主要是当事人的行为，即当事人是否有违法行为、特别是有侵占股东权益的违法行为。这就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偷窃行为判定他非法地损害了他人利益，而根本不必去问那个“他人”的财产是否比过去少了。
三、何燕等成都国腾原经营者有明显的侵占或盗窃成都国腾法人财产的行为
这种行为中最显眼的，是他们将成都国腾通讯的ＩＣ卡电话机生产许可证交给何燕本人控股的四川国腾使用，而这个许可证是成都国腾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四川国腾之所以象成都国腾那样取名“国腾”，显然是想既享用成都国腾创出的“国腾”品牌，又想拿走成都国腾的ＩＣ卡电话机生产和销售业务，把ＩＣ卡电话机的生产和销售变成自己的一个主要利润源。而为了作到这一点，四川国腾就必须获得成都国腾的ＩＣ卡电话机生产许可证。
另一个这一类的侵占行为，就是让何燕等人私自成立的“四川华威信息”公司负责成都国腾生产的ＩＣ卡电话机的销售。据《商务周刊》的文章报道，莫晓宇承认“华威付费让成都国腾组装电话机”，形成了销售公司华威—制造公司成都国腾的经营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销售公司“华威信息”付给成都国腾的电话机收购价格足够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成都国腾的全部利润都转移到“华威信息”中去。而这样作并不会受到什么人阻碍，因为这两个公司的经营都是由何燕一个人控制的！
《商务周刊》的文章还说，莫晓宇否认有这样的利润转移行为，他“称华威向成都国腾支付了额外的价款”，但是他们并未向外界公布华威与成都国腾之间的交易价格、两企业的成本收益等经营状况，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他的说法。何燕还对外宣称，“华威信息”为成都国腾“支付了600多万美元的银行贷款”，这更容易解释：华威把给成都国腾的结算价格压得太低，以致成都国腾无力偿还贷款而华威则有过多的利润。
只要我们想到，1998年之后成都国腾由于高利润的ＩＣ卡电话机畅销而产量有巨大增长，大量销售高利润的ＩＣ卡电话机的好处又都转移到了“华威信息”公司手中，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
《新财经》的文章说，何燕“为成都国腾保留了6千万元的净资产”。这里的“保留”一词倒用得十分恰当：把多少成都国腾的资产以利润转移的方法转移到华威，这完全取决于何燕的决定；她由于某种原因不想把成都国腾的资产全部转移走，于是就给成都国腾“保留”了6千万元净资产！
宋克荒不断指责“何燕用成都国腾销售给吉林省ＩＣ卡电话机的销售款，注册成立了”“四川华威信息”。《新财经》的文章说，何燕矢口否认此说，宣称“当时成立四川华威的资金和成都国腾完全无关，通过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的介绍，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李伯刚向她提供了2千万元拆借资金”，何燕用这笔资金的一部分注册成立了“华威信息”。
其实，我们只要明白“华威信息”承接成都国腾生产的ＩＣ卡电话机销售有丰厚的利润，何燕本人又完全控制了“华威信息”的运营，我们就可以明白，何燕用谁的资金注册成立“华威信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否将成都国腾的大量利润转移到“华威信息”中去。只要她能将大量成都国腾的利润转移到“华威信息”中去，即使“华威信息”的注册资金真的是从“地奥集团”借来的，也可以用“华威信息”的销售利润很快还清全部借款。何燕能够毫无顾忌地这样作，因为她完全掌控着“华威信息”的经营，又不必对外公开信息。
在还清了贷款的环境下，“华威信息”的注册资本金和利润归谁所有就成了一个完全可以由何燕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她所需要决定的只是，将这笔财产记在谁的名下或“转让”给谁。而她成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的法定代表人、并让该公司持有“华威信息”全部股权的事实，都表明她决定让自己成为“华威信息”全部资本和利润的所有者。
在“华威信息”最初的那些股东和最终的股东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之间，参与了“华威信息”股权买卖的那些中间性的股东，有一些是中间性的走过场人物，他们扮演的是“过路财神”的角色。这是一些“用多少钱买了这些股份，又从卖出这些股份中收回这么多钱”的人，不管他们用谁的资金购买了“华威信息”的股权，他们除了可能在持有“华威信息”股份期间分得公司的股息之外，在该公司股权的买卖上既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
“华威信息”公司完全可以以自己的资金委托这些所谓的“股东”进行“股权买卖”：借钱给某人让其买进自己的股权，再让他以原金额卖出这些股权并还清贷款。如果真是这样进行“股权变换”的话，那其实连一分钱的真正资金都不必动用，只需签一些借贷和股权买卖的协议、作几笔账就可以了。
当然，何燕也可以让这些中间走过场的“股权买卖者”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她可以让某人不必付款就“买”入“华威信息”的股权，并允许他将卖掉这份股权的收益作为自己的财产。但是那样何燕就必须另觅资金来补充“华威信息”的注册资本，从而她必须有完全归自己支配而众人都不清楚的资金来源。
但是，另一些参与“华威信息”股权买卖的中间性股东却得到了巨大的好处。这是那些在2000年3月9日“华威信息”增加注册资本金时持有该公司股权的人。那一天“华威信息”将其注册资金由1千万元增至2，476万元，所增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和利润，12位自然人股东的股份所对应的出资额几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如果这些股东都按规定的出资额买入和卖出“华威信息”的股权，那些靠这次增资增加了其出资额的人当然可以相应赚一笔钱。例如在这次增资中，股东何燕的出资额增加了870万元，董晓玲的出资额则增加了40多万元。而他们所赚的这些钱来源于“华威信息”利润的积累，要求“华威信息”真正地投入资金。
而何燕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那个公司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可能也需要投入真正的注册资金。这里的问题在于何燕从何处得到这样一笔巨额资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克荒才大声质问，何燕设立这个外资公司而“收购华威公司的钱从何而来？”但是实际上，也完全可以用“华威信息”的注册资金来完成这全部运作：先由“华威信息”通过某种商业途径汇款至英属维尔京群岛，代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的所谓“股东”付款注册成立该公司，再由这个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用这笔资金反过来收购“华威信息”，光明正大地将同一笔资金作为出售股权的收益再汇回“华威信息”账上。
只不过这样的运作在法律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在作第一次股权变换之后，法律上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