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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于古典主义作家的扶植与资助，本意是拢络文人，使其为巩固君主政体效力。但客观上，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典主义作家，促进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659年，莫里哀的剧团在巴黎上演他来巴黎后创作的第一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这部剧讽刺了法国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丑态，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生活的空虚本质。莫里哀把上流社会所推崇的“高雅”情趣搬上舞台加以嘲弄，触怒了巴黎的贵族，使得该剧一度被禁演。路易十四得知这部剧后，对其中嘲讽贵族习气的倾向颇为欣赏，曾几次亲临王宫剧场观看演出。国王的支持，使巴黎的舆论倒向了莫里哀一边，但也加深了贵族集团对他的敌意。不久，反对者拆毁了剧团的演出厅，妄图使莫里哀及其剧团在巴黎无处安身。在这危难之际，路易十四把王宫剧院拨给莫里哀等人，作为他们固定的演出场所。由此观之，古典主义喜剧得以创立和发展，与王权的庇护是分不开的。
二法兰西学院及其主要成员
在对作家行赏赐衔的同时，王权丝毫没有放松对文学艺术的监督与控制。政府除了建立出版检查制度外，还创设了法兰西学院（或称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以组织形式保证统治者的意志在文艺领域中得到贯彻，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观念。
法兰西学院正式成立于1635年，倡导者是当时的首相黎塞留。学院是官方的学术团体，由四十名院士组成，其中包括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和学者等。学院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文字，修订语法；确立统一的美学原则；注意当前的创作动向，对不符合君主政体要求的作品进行干预。为了提高进入学院的作家和学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见解和作品在公众的心目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政府授予学院院士“不朽者”的称号。同时还规定，院士的名额为四十位，实行终身制，只有当某位院士去世后，才能通过内部选举增补新人。
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中，夏普兰（1594——1674）是应首先提到的一位。他是官方的文艺评论家，深得宫廷的宠信，在古典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从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君主政体对于文学的干预与影响。1636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在巴黎上演，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但一些贵族文人却对此大肆诋毁。黎塞留对剧本也不满意，在他的示意下，法兰西学院以权威的口吻发表了《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份意见书的执笔者就是夏普兰。当时，学院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贯彻工权意志的工具，面对由夏普兰起草、体现当权者意志的意见书，高乃依自知无力还击，不得不俯首就范，这件事在法国文坛曾轰动一时。作为文艺批评家，夏普兰认为，评论具有与科学相似的严格性，评论是达到真理、提高认识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影响下，法兰西学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条的、理性的和分析的评论理论。所谓“教条的”，是说既然文学作品有优劣之分，那么就得有一套判别良莠的法规，评论家就是执法者。所谓“理性的”，是说作品的长处和短处可以通过逻辑论证加以解释和说明。所谓“分析的”，是说整体美由许多个体美构成，评论家可以通过分析每个局部的价值来判断整体的价值。另外，夏普兰还为政府财政部门拟定了作家名册，参与了建立官方颁发年金制度的工作。
除了夏普兰以外，法兰西学院中比较重要的成员还有孔拉尔（1603——1675）、沃日拉（1585——1650）和巴尔查克（1597——1654）。法兰西学院成立以前，一些作家经常聚集在孔拉尔的寓所中谈论政治和文学问题，这使黎寒留产生了组建一个官方学术团体的念头。学院成立后，孔拉尔是首任秘书长。沃日拉是语法学家，1647年他发表的《法语考评》被后世法国语言学家视为语言史上的里程碑。他提倡语言的规范化，反对随意编造新词，认为宫廷语言是“好的语言习惯”。《法语考评》问世后，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高乃依等人在创作时都必备此书，以作参考。沃日拉还主持过一段《法兰西学院字典》的编纂工作。
巴尔查克开创了书信体评论这一形式，他的书信集共二十七卷，内容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和时尚等方面。他认为，文学作品首先要明晰，作者应懂得怎样遵循逻辑顺序并选用准确的词汇来把事情说清楚，以“尽力使妇女和儿童理解”。他写作时，不但力求逻辑合理，语法规范，而且特别注重选词准确。他强调要尊重习惯用法，即巴黎上流社会的用语。巴尔查克把外省方言和古文都置于“习惯用法”之外，加以摒弃。在他看来，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各有用场，不可混同。对于因用词不当而造成的不和谐效果，他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有些词约定俗成地用在诗句中，而不适合于散文……象写诗那样来写散文，在通常的交往中尽用些稀奇古怪的词汇，就等于在宫殿或教堂里身着舞衣，就等于在戴草帽、穿便鞋的人群之中头顶高冕，足登统靴，……”。巴尔查克对散文形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常常把他和终生致力于语言规范化工作和建立古典主义诗法的马莱伯相提并论。
除了对那些不符合王权要求的作品进行干预外，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制定文化领域中各种规范化准则的工作之中。法兰西学院对于古典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
文学史表明，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古典主义也不例外。十七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笛卡尔，正是他的唯理主义理论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
笛卡尔 （1596——1650）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过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漫游过许多国家。1629年以后，他隐居荷兰，潜心著述，1650年在瑞典病逝。笛卡尔最先把人类思维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人的理性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程。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本人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
唯理主义是一个哲学派别，认为理性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源泉，感性知识是靠不住的。这里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所谓“理性”是指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笛卡尔的唯理论就是理性至上的哲学，他在1637年发表的第一部哲学专著《方法论》中，提出了一个在哲学界影响极大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笛卡尔把理性强调到何等重要的程度。他认为感性材料具有欺骗性，只有理性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手段和判断真理的根本准则。他大力倡导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明确肯定事物的可知性，反对各种神秘主义的学说。笛卡尔公开斥责经院哲学是“伪科学”，认为“愈研究它，就愈不易正确地了解真理”。他的哲学在当时具有抵制中世纪哲学、反对盲目宗教信仰的进步意义。但笛卡尔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几百年来形成的中世纪封建神学理论的影响，是一位把“灵”与“肉”截然分开的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者。他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要“服从我国的法律与习俗，坚决奉守由于上帝的恩宠使我从小就受它教养的那个宗教”。
下面让我们看看，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思想应有条理”，科学的认识必须“明白与确切”的方法准则。就美学而言，他主张制定出严格的规则，以使文学艺术体现理性的标准。在1644年出版的《哲学原理》中，他对伦理学的一些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认为“灵”与“肉”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条件反射进行的，但心灵或意志力能够控制本能的冲动和生理上的欲望。他强调，肉体的卫生是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精神上的卫生。笛卡尔的这些观点，在古典主义文学中发展成为克制个人情欲、履行公民义务的原则。我们在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笛卡尔理论的明显印记。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崇尚理性，重视规则，要求作品层次清楚、结构明晰、逻辑性强，这与唯理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笛卡尔的唯理论不仅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还在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启蒙主义者的思想旗帜。
伽桑狄 （1592——1655）是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著名哲学家。他继承了古希腊机械唯物论的原子说，认为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在代表作《哲学论文》中，他否定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强调归纳法，认为感觉是知识的首先来源。伽桑狄反对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和教会所提倡的禁俗主义，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的快乐论，认为幸福 （灵魂得安宁、肉体无痛苦）就是人生的目的，而善行和幸福是一致的。伽桑狄曾作过莫里哀的同学沙派耳的家庭教师，据说他俩（莫里哀和沙派耳）一同听过课。实际上，在笛卡尔与伽桑狄之间，莫里哀更接近后者。伽桑狄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利益，对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影响较大。
贵族沙龙文学与市民写实文学的对立
一 两种文学的对峙
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但在该世纪上半叶君主专制制度巩固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彼此对立的文学流派同时存在，这便是以矫揉造作为特点的贵族沙龙文学和以粗俗旷达为特点的市民写实文学。这两种文学的对峙，是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下层市民之间的相互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我们知道，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领域中，体现君主专制政体要求的是古典主义。与此相反，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在封建王权受到挑战、分立主义大肆泛滥之时兴盛起来的，因此古典主义文学必然要在反对和抑制这两种文学流派的斗争中开辟自己发展的道路。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各走极端的两个流派，彼此的特点泾渭分明，毫无调和的余地。但古典主义文学与这二者的关系，就不仅仅体现在简单的对立上了。首先，许多古典主义作家都是贵族沙龙的常客，因此，他们在抨击雕琢矫饰的沙龙文学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古典主义悲剧的过分典雅的风格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市民写实文学的作家具有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他们蔑视封建道德，提倡按个性自由进行创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