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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路水师中由黄翼升率领的淮扬水师，按照全局战略规划，此时应该出现在苏、皖之交的洪泽湖，协剿降而复叛的苗沛霖，怎么仍滞留苏南呢？早在五月间，曾国藩奏复剿苗方略，就提出调黄翼升北上助剿，江苏境内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师接防 ，奉旨依允 。同时，通知李鸿章速遣黄翼升北上 。李鸿章听令而行的话，手边就只能留下李朝斌一军；而欲攻苏州，必须封锁周遭所有水域，单单一支水师绝不敷用，所以，为了攻下苏州，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从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间的通信，黄翼升水师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话题。曾国藩当然知道李鸿章攻苏州不能无水师助阵的实际情况，但是，安徽巡抚唐训方是湘军将领，正受命进攻苗沛霖，于公于私，他都要施以援手。总统湘军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则是黄翼升的顶头上司，与唐的关系则又密近于李，故极力支持调派黄翼升北上。朝命、军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黄翼升一军没有不走的理由；而终于“梗令”达五个月之久，李鸿章、黄翼升反了不成？这就是前面说的为成功而不顾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军虽于一年内攻克十馀座城池，但是，不将苏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戏无高潮的养生之法，聊可自娱；不足成其战则胜攻则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赏。统帅如李鸿章，部将如黄翼升，所思所虑俱不能出此范围，所以才一气串通，悍然违命。功利二字连用；克苏州是功，黄翼升一军饷需取自李鸿章，则是利。曾国藩给彭玉麟分析黄翼升敢于抗命的原因，说：“昌歧（黄翼升字）饷项出自沪中，固不能不听少荃（李鸿章字）调遣” ；罗尔纲先生研究湘军、淮军制度对近代兵制的影响，说最重要也是最恶劣的一点，就是由于军队就地筹饷，统帅私人筹饷，导致国有军队变成私人军队，开创了清末民国军阀割据的局面 。曾国藩说黄翼升敢于拒绝统帅曾国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饷项出自沪中”，不敢得罪财神爷李鸿章的缘故。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历史现象，我多费点笔墨，用现代行政制度的弊端解释一番。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各省都曾发生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为“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绑架”相关“涉案”人员的极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则，公、检、法等机构都应根据国家法律，遵从上级机构命令，合法行使权力，无庸也不能为地方事务滥用权力。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饷项”方面不能尽行满足各部门的预定“饷章”、乃至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规定的实际“需求”，各部门经费不得不靠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既然部门经费、福利与地方财政发生关系，那么，地方财政的盈绌必将影响各部门的实际收益，于是，各部门不得不应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担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将使用权力的依据由国家法律置换为地方利益，将政令来源由上级机关置换为地方政府，因此，国家权力变成了地方权力。以黄翼升为代表的武装（公、检、法等地方机构），名义上是官军（国家执法机关），却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级主管机构）的命令，只听命于为之提供经费的江苏政府或者说李鸿章个人（地方政府），则本质上已经蜕变为地方或者私人军队（地方权力）。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国藩能够理解，但不能够纵容，于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鸿章下达最后通牒：
“昌歧（黄翼升字）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朝斌）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后忽变前说。……楚军历年之规模，彭（玉麟）、杨（岳斌）与唐（训方）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
所谓“八月后忽变前说”，即苏州围定后，必须水陆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广，淮扬、太湖两军合力才足以布防，故李鸿章不能放走黄翼升，不能遵守黄、李换防的“前说”。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曾国藩不得已，只能“不得不参”。信到之时，李鸿章正在苏州督战，外围墙垒尽被“踏平”，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惮于严命，将水路撤围，必将前功尽弃。所以，他横下一条心，顽抗到底，遂写下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 的答复：
“奉初九日钧示，以昌歧不应调、必须参办见责，震悚无地。……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无）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原注：彼固不肯分船。船单，亦实不敷），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死亦甘心！苏省水路，彭、杨、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
“先私情而后公事”；所谓“私情”，一是指他和曾国藩的师生之情，一则谓“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隐喻黄翼升已经改换门庭、换了大哥之意。所谓“公事”，也有两层意思：既云“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言外之意则是协剿苗逆至缓且小了。上一封信，他就很不客气地提醒曾国藩：“究竟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 ；“私情”当厚于门生，“公事”莫急于苏州，可说是占尽情理，“而吾师必欲苦逼”，显见得在埋怨曾国藩漠然无情、蛮不讲理。埋怨归埋怨，耍赖也得有说辞，他的缓兵之计则是等李军“将各防接替”后再调黄军，否则，“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从五月“调”到十月，从夏天“接”到冬天，严格按照组织纪律办事的话，早就可以参得他体无完肤了，这会还忝着脸说“死亦甘心”，李二先生真是赖皮到家了。接下来，则是指桑骂槐的“大不敬”，也是此份文本最可玩味的部分。表面上说彭玉麟、杨岳斌、唐训方不下基层，瞎指挥，而紧接着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则非质询“诸公”，而是在直斥曾文正公了。这十三个字的画外音好似在说：“只有你们湘军的事才算是事，只有你家老九的南京才算攻城。苏州就不是攻城？淮军就不配建功？李鸿章就不配做事？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我，不信那一套了。我要告诉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知道这句话么？你听得懂这句话么？且！”饱含着屈辱的泪水，李鸿章发出告别青涩岁月、进入成人世界的愤怒吼声，这不仅标示他作为个体的独立，也在宣告淮军业已脱离湘军，成为一支独立军队。
瓜熟蒂落，成长总是意谓着决裂。当然，此处所谓决裂，乃是精神世界的一空依傍，独立寒秋，而非现实世界的谢本师，逐逆臣。因为，冥冥中似有天意，并不愿意破坏这对师生的半生缘。南北事态的顺利发展，消弭了此次忠诚与背叛的危机：写就此信后的第三天，李鸿章就克复了苏州，无庸“暂留”黄翼升；而与此同时，苗沛霖军被陈国瑞攻溃，淮河也无庸黄翼升“协守”。尤为奇妙的是，搭载此信的安迪禄船在途中焚毁，曾国藩并未见到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决裂宣言 ，心中不必凭添无谓的“纤芥”。曾、李二人注定要走上各自的道路，惯于弄人的天意却不著痕迹的消泯了可能的现实决裂，让二人的离合在时间中显现为渐行渐远的温柔轨迹，而不是空间中斩然可辨的北辙南辕。
9。苏州杀降
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
“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
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 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辞）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
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 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
这首诗写于拜伦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与奥地利人作战期间，由于来源于生活，所以，对外国雇佣军的刻画，十分妥贴。据说，戈登敏感、多变、理想主义的思想和言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 ，那么，再加上拜伦所谓“当个将校”的极端荣誉感，读者不难在脑海中推想出戈登将军的大致形象。
他的中国朋友程学启，原为太平军将领，咸丰十一年驻守安庆，阵前倒戈，向曾国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杀害。怀着刻骨仇恨，在攻打安庆时，极为奋勇，最坚固的石垒就由他“力攻拔之”。湘军攻克安庆后，其锋甚锐，“鸡犬都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资格方面的歧视，颇难出人头地。碰上新建淮军这个机会，遂毫不犹豫的转换门庭，从人浮于事的大机构跳出身来，紧跟大老乡李鸿章，参与到筚路蓝缕然而充满希望的创业中去 。一年多时间，他率领开字营攻城拔寨，积功累累，眼前的苏州城一旦拿下，则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淮军第一名将。
程学启和戈登，就是杀降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杀降杀降，先降方可得而杀之，我们先说降。
苏州城本由李秀成镇守，但去年秋天他带兵攻打曾国荃，便委派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苏州。攻破曾营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苏，而是渡江北上，随后而西而南，转了一大圈，到处被湘军追杀，无法落足。此时，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调他回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