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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个咋说也不能下场，他一下场，比赛就一边倒了，那还有啥看头？’
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说，‘李排长，这是八一制片厂来咱们边防站从事摄影工作的摄影师李连祥，现在编入你们一排三班。’李排长马上跟那人握手，说，‘欢迎欢迎。’
两人刚说几句话，下半场比赛就要开始了。吴大个见李排长不让他下场，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我可以不下场，但我的腿受了伤，打不了前锋，只能打打后卫。’
李排长就搔头了，说，‘你不打前锋，那前锋让谁来打？’因为平时我们队能打前锋的也只有吴大个一人，他不打前锋，就再没人打前锋了。这时，那位刚来的八一制片厂的李同志就说，‘李排长，要不，我就赶鸭子上架，给大家凑个场面？’李排长朝李同志看了一眼，问，‘你也会打篮球？’李同志说，‘我过去是学校篮球队的。’李排长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那你就来打前锋，让吴大个打后卫。小袁就不用上场了。’
大家一看我们队换上了一个新人，还没认清这人是谁，就见李同志连续几个突破上篮，一下把比分反超为50；48。看着李同志高超精彩的表演，大家顿时振奋起来，不住地鼓掌喝彩。对方见情况不妙，赶忙叫暂停，又是换人，又是变换战术，准备把比分赶过来。可是，无论对方怎么变换，比分却是越拉越大。最后，我们一排以83：72战胜三排。
比赛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跟李同志握手，簇拥着他一起来到了我们宿舍。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班长把李同志分给我跟我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而且他的床也跟我的床紧挨着。我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进步得很快。
不一会，我们就很熟了。他叫李连祥，上海人，34岁，党员，曾拍摄过《新沙皇**暴行》等多部影片，去过‘抗美援越’前线进行采访拍摄。他还给我讲了他们能来新疆边防拍摄，完全是中央特殊时期领导小组组长**帮的忙。听着他这话，我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说在九大上，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那得知新疆军区可能要在丘尔丘特转场方面有些行动，就向**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当时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但这些媒体向新疆军区提出请求时，说这必须要经军委办事小组批准。因新疆边民发生了外逃事件，边防管制很严，一般不接受采访；边防的食宿条件也比较差，不方便接待；边防形势也比较紧张，万一死了人，那就更是无法交代。可是，**知道这事后，立刻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还发了脾气，说：‘我的话在军队不管用吗？’黄永胜一听这话，赶忙通知军委办事组，允许新闻机构派人到新疆采访。
那天，他让我带他出去看看现在的中苏边界线。我带着他先是上到铁丘的山顶，指着各个方位给他讲着我们的边界线不断被苏军蚕食的历史和现实，还对他讲着前不久我们与苏军在40号界点附近发生的阻拦与反阻拦的冲突。他听着我的讲述，非常气愤，说一定要把苏修新沙皇的扩张野心和丑恶面目更彻底地揭露出来，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让世界人民看清楚。
夜里，轮我在十一到十二点钟值班站岗。李连祥要求跟我一起站岗，说想体验一下边防生活。于是，我们俩人就上到了铁丘之上的观察哨所。我手握着钢枪，目光紧盯着西边那片千百年来一直属于我国的，但却被苏联侵占的领土。寂静的夜幕下，平坦的戈壁和美丽的阿拉湖都已沉睡，一阵阵清冷的夜风从寂静的空旷中匆匆吹过。不知在这寂静中，强盗们是不是也在沉睡？我想他们是不会沉睡的。越是天黑和寂静的时候，他们越是在想着如何地偷窃别人，抢劫别人。
山丘下的西侧，苏军那一前一后鬼魅一般的前哨还在亮着灯，象两只发着绿光的狼眼在死死地盯着我们，好象要乘我们不注意时朝我们猛扑过来。他们离我们只有数十米之遥，要是在白天，可以把苏军哨兵看得一清二楚。
我持枪站在哨所里，一边用目光紧盯着空旷漆黑的苏军边界和对面的哨所，一边问着李连祥，‘你是大学毕业，又是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住在大城市里，生活得又舒适又幸福，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艰苦又危险的边防站？’
李连祥坐在我的旁边，说，‘我是革命军人，我的事业就是要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接着，他又感慨地对着我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说，‘这是奥斯托洛夫斯基说的话。’因为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是的，我们都应该象保尔·柯察金那样活着。’
突然，我看到黑暗的戈壁中的远处有三四道灯光在闪动，虽然很远，听不到声音，但一看就象是苏军的坦克或装甲车在运动。我马上对李连祥说，‘李大哥，你看，那边有几道灯光在移动。’他朝着那边看了一会，说，‘那是苏军的坦克或是装甲车在活动，他们恐怕会有什么行动。’
过了一会，又见刚才灯光亮起的地方，有一片礼花般的火光映红了一大片夜空，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隆隆的炮火声。我就对李连祥说，‘那是苏军利用夜间在进行炮火演习。’李连祥说，‘他们肯定又在搞什么鬼，要不，这么晚了还不老实。’“
第五章 战斗前夕（）
第五章：战斗前夕
“和李连祥一起来边防站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央新闻纪录影片制片厂的记者温炳林，一个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王一兵。一个边防站突然来了三名记者，也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铁列克提这边可能要有新的行动。我就暗暗地在想，说不定全国人民会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我在为祖国建功立业。
进到8月后，各种政治学习和会议突然地多了起来，从小会、班排会、党小组会，甚至还有动员大会。李连祥他们刚好有许多关于新沙皇的**暴行和罪行的纪录片，在宣传动员方面，也不用领导多费口舌，把这些纪录片一放，就让我们对新沙皇的**暴行和罪行看得非常地真切，非常地直观，心中充满着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
我和李连祥成了关系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就象是一对亲兄弟。他是摄影系的大学生，见多识广，经历丰富，所以，我们一有空就来到铁丘之上，看着铁丘两边的风景，听他讲着许多新鲜和有趣的故事。
那天，我带李连祥来到靠近无名高地的一座小山上。这里离无名高地非常近，可以看到无名高地的全景。他在这里呆了很久，而且还用照像机对准无名高地来回地察看，象是在为拍摄无名高地选点。
可是，正在他举着相机在独立石前面为我照像着，一架苏军的直升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我们的头顶。飞机飞得很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的面孔。直升飞机在我们上空飞了一圈便离开了。但让我感觉非常地不舒服，总觉得这事象是在预示着一场不祥的灾难。
根据近来苏军的反常举动，我感到我们虽然是有所行动，但苏军也在明显地加强军事布置和军事调动。好象我们的行动和计划已让他们知晓了一样。只要我们一有什么行动，他们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果然，第二天近中午十分，两架苏军的轰炸机飞到了我们边防站的上空，然后转了个弯，调过了头又飞回走了。这让我们边防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不安：难道苏军准备对我们边防站使用轰炸机进行轰炸？
不几天，我们边防站一下子又来了十多名记者，有新华社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的。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材，乘着好几辆车来到我们边防站，让我们感到这里肯定会有大的行动，所以，我们战士们都感到很兴奋，觉得杀敌立功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新疆军区和塔城军分区要在我们这里实施一项大的行动：要恢复从被苏军强占的边界线上进行巡逻，把被苏军移动的界碑独立石再移到原位上。难怪李连祥一连几天要我带他去边界线进行实地考察，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这次行动的秘密。
为了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边防站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空前地紧张。在北疆军区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做过动员之后，我们都开始写请战书和决心书，把宿舍的墙面上贴得满满的。这种景象就象是在战斗故事片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大战之前的气氛。
10月9日这天，塔城军分区来了一部小车，运来了三套反坦克武器。每个排配备一套。我们排刚好就把这套武器配给了我，因为我的射击成绩比较好，而且，平时表现也比较突出。这套武器我从没见过，也没人教我，只能看着说明书照着学。排长要给我配个助手，我就提名要尹清启给我做副手。
这套反坦克武器是67式70毫米枪榴弹，于1967年设计定型，可用于摧毁一般中型坦克和各种轻型装甲目标，也可以摧毁野战工事等，被称之为破甲枪榴弹，直射距离50m，据说这种枪榴弹初速小，射程近，飞行时间长，所以没有大量地装备部队。
这种武器的操作非常复杂，而且不能出错，一旦出错，就会造成枪毁人亡。所以，我和尹清启一连三天，一有空闲就把枪榴弹拿到射击场上进行练习操作。因为复杂和危险，我们就趴在射击场的草地上，照着说明书，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细心操作，一遍接着一遍地进行演练。每次训练时，我眼前都会浮现出珍宝岛战士用火箭筒打坦克的情景，耳旁就会回响起**他老人家在谈论珍宝岛战斗时说的那句话，那就是‘五十米内见功夫’。也就是说200米不打，100米不打，等苏军的乌龟壳进到了50米的射程内，再狠狠地打，把它打成一堆废铜烂铁。
可是，还未等我们的巡逻计划和行动实施，就出现了一个意外。10月10日一大早，连部的一位通讯员出外到邻区办事，从独立石旁通过时，被苏军哨所里的士兵开枪打死。这已是几个月以来，苏军第三次开枪打死我边防人员。北疆军区副司令员当即赶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对事件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并把情况上报新疆军区。
对此，第二天，我方在双方经常会晤的边防团驻地巴克图的哨所悬挂红旗。这是邀请对方长官过来会唔的约定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整天，苏军边防站的上校和中校都没有露面，显然他们是在有意回避与我方进行会谈。
为了对苏军枪杀我边防战士的行径进行抗议，也为了我们要在原来的巡逻路线上恢复巡逻做准备，11日和12日中午，边防站派出一个排的人在离独立石约一公里的巡逻线上开始挖战壕。我们排一直在不远的地方担任掩护。
12日这天下午，塔城军分区又给我边防站派来了二十来人，使我站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人。而在这100人中，仅我们河南柘城来的新兵就多达38人。为记录和拍摄这段富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性的事件和画面，又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