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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工-第5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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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20台就是12亿美元。他们如果签订一个秘密协议,承诺不管哪一家中标,都会对其他两家进行利益输送,那么联合起来共同抬价,也是完全可能的。”韩宏向冯啸辰解释说。

    冯啸辰点点头,他刚才也想到这一点了。别看各国都有所谓的“反垄断法”,对于这种串谋行为是要予以打击的,实际上在涉及国际贸易的时候,各个国家都会对本国企业的垄断行为采取选择性的无视态度,因为这种垄断损害的是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利益,垄断企业的所在国才不会去管呢。

    如果消费国足够强势,自然可以对生产企业进行制裁,开出巨额罚单,后世谷歌、微软、高通等跨国企业都曾遭受过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巨额罚款,而它们也不得不乖乖地认罚,原因就在于对方掌握着这些企业的目标市场,由不得它们不认栽。

    但这一回的事情,中国却无法对希曼兹等企业进行处罚,因为中国需要它们提供设备,人家可以待价而沽。在这个世界上,正义永远只存在于舰炮的射程之内。对于市场来说,实力决定了一切,人家愿意把一台设备卖出几个亿的高价,你能奈他其何?

    “那么,发计委的意见是什么?”冯啸辰问。

    韩宏笑着说:“这个问题需要由你冯总来回答才是啊。”

    冯啸辰想了想,说:“依我的看法,虽然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希曼兹、通永和双罗这三家企业存在着价格串谋的情况,但事实已经摆在这里,它们如果不是串谋反而是怪事了。在它们存在串谋的情况下,我们要想通过谈判来促使它们降价,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基本上没有可能性。”王振斌说。他是参加过谈判的官员,知道那几家企业在谈判桌上的表现。

    冯啸辰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只剩下两个方案,第一,接受它们开出来的高价,吃下这个哑巴亏。第二,我们自己造。”

    “自己造的把握有多大?”韩宏认真地问。

    冯啸辰说:“榆重的长距离天然气压缩机,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研发出来了,这三年一直在进行工业实验,到目前为止实验效果都是很好的。但客观地说,榆重的压缩机还存在着几个方面的缺陷,首先是工业实验的时间还不够长,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也进行了修正,现在不能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尚未发现的问题。其次,由于材料和工艺上的问题,榆重的压缩机预期使用寿命低于希曼兹等三家,各项性能指标也都稍逊一筹。第三,榆重的生产能力有限,要提供20台压缩机,有一定的难度。”

    韩宏说:“这个情况我们原来也大致了解了,所以在这次招标中,我们排除了榆重。西气东输是一个跨世纪的重大项目,我们向中央做出的保证是万无一失,而榆重的压缩机显然是难以达到万无一失的要求的。”

    “如果我们放弃万无一失的要求呢?”冯啸辰问。

    “这怎么可能!”韩宏脱口而出。

    冯啸辰说:“韩主任,其实进口设备也同样无法达到万无一失的要求,任何设备的可靠性都无法达到100%,它们的设备也许能够达到99。9999%,我们也许只有99。99%,比它们少几个9而已。”

    韩宏苦笑着说:“这几个9也很重要啊,人家能够做到3年不出故障,我们只能做到3个月,这中间的差别就太大了。放着可靠的设备不用,使用自己生产的不可靠的设备,万一出了问题,谁能负这个责任呢?”

    “可如果国外对我们禁运呢?”冯啸辰问。

    “禁运?”韩宏一怔,随后便皱起了眉头,开始思考起来。

    禁运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一点也不陌生。50年代末中苏反目之后,中国同时遭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技术装备禁运,国内生产所需要的装备几乎完全依靠自给自足,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至于可靠与否,只能是作为第二位的考虑。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能够从西方国家获得一些技术装备,引进了包括1700毫米轧机、30万吨合成氨、30万吨乙烯在内的一系列成套设备,使工业水平提高了一个台阶。但即便是所谓的“中美蜜月期”,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是保持着高技术装备禁运的,先有巴统协议,后有瓦森纳协定,更不用提美国金发大统领上台之后的一系列动作了。

    拥有丰富“被禁运”经验的中国工业人,对于禁运这件事其实是很淡定的。能买到先进装备,当然要买,师夷长技的道理,清朝的人都懂,现在的人岂能不懂?如果买不到,那么也不用怕,大不了勒紧裤带自己干就是了。两弹一星都是这样搞出来的,有什么大不了的?

    天然气压缩机这件事,发计委其实是钻了牛角尖。榆重已经搞出了压缩机,只是性能不如希曼兹等西方企业。如果希曼兹它们的产品性价比合理,使用技术较为成熟的进口设备,以保证西气东输工程的质量,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但现在人家漫天要价,性价比已经很差了,这与禁运又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咱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设备呢?

    至于说到万无一失,其实进口设备也是会出故障的,也有使用寿命的约束,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万无一失的事情?

    “你这个想法,倒是有些道理。”韩宏思索了一会,缓缓地说,“不过,目前的情况和国外禁运毕竟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国外并没有说不卖给我们,只是价格高于我们的预期而已。有些专家认为,国外的价格高,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勒索我们,而是国外企业更注重产品质量的结果。产品质量好了,价格自然也就高了。我们一味追求低价,放弃质量要求,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我草,这是哪的专家啊,懂不懂啥叫定价机制?国外卖8000万一台的设备,卖给我们变成1亿4000万,这还不叫勒索?”冯啸辰直接就爆了个粗口。

    王振斌微微一笑,说:“老幺,这是我们上个月开会的时候有一位专家的观点,这位专家嘛,其实你也认识他的,就是你的老熟人,高磊教授。”

    “哈!”冯啸辰不禁笑出声来了,闹了半天,是这位仁兄啊。想当年,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要求中国放弃装备制造业,专注于当国际组装工厂。结果,他的理论在喧嚣了一阵之后,被高层和实践部门否定了,他也因此而沉寂了一段时间。近年来,他又逐渐开始活跃,不过骨子里那股“恐洋”的情结始终没有改变。冯啸辰也曾看过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以及接受记者采访时候的言论,其基调基本上都是认为外国人无所不能,中国一无是处,中国唯有跪着才是正道。

    “你们发计委的口味也太重了,怎么会请这样一位软骨病患者来当专家?”冯啸辰不屑地评论道。

    韩宏笑笑,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高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我们开研讨会的时候,肯定是要请他这样的大专家来发表意见的。再说,持相似观点的也不只有他一个人,他这种观点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王振斌补充说:“我们请的经济学家,十个里起码有六七个是和高教授观点相近的,就算不请他来,别人也同样会这样说。”

    “十个里有六七个?”这回轮到冯啸辰咂舌了。他平时接触的圈子主要是搞工业的,大家谈得最多的都是如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他不知道,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西方万能论才是主流,你敢说中国具有赶超西方的能力,信不信人家分分钟就能约上几百个校友联合签名要求开除你的校籍?

    “韩主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冯啸辰转向了韩宏,问道。

    韩宏淡淡一笑,说:“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也只是作为参考而已。按照一些人的看法,咱们根本就没必要搞产业政策,我们发计委也根本就没必要存在。不瞒你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还真有一位学者提出应当撤销发计委,还说我们发计委的存在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什么都听他们的,我们就别干活了。”

    “嗯嗯,这位学者也不失为有风骨的学者了。”冯啸辰调侃道。

    韩宏冷笑道:“风骨当然是要的,但同时也要有脑子啊。算了,这些话也不值得在意,咱们发展经济、自力更生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小冯,你刚才提的思路不错,如果国外直接对我们搞禁运,我们的西气东输也同样是要搞的。既然进口设备买不起,咱们就用国产设备,正好也给国产设备一个机会。”

第七百四十七章 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英国伯明翰,双罗公司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几位高鼻子的西方人对着一张传真纸,脸上的表情带着一些疑惑,也有几分忐忑。

    “中国人坚决要求我们把压缩机的价格降到8000万美元以下,声称超出这个价格就将失去竞标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他们的最后通牒吗?”

    说话的是来自于希曼兹的销售总监艾伯特,他是应双罗公司的邀请专门来到伯明翰商议对中国出口长距离天然气压缩机一事的。桌上这张传真纸,是中国发计委发给双罗公司的函,相似内容的函件希曼兹也已经收到了。中国发计委给几家公司的函件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委婉地指出这几家公司的报价与市场价格严重不符,希望他们按照市场价格水平,也就是每台压缩机不超过8000万美元的价格重新报价,否则中方将非常遗憾地考虑从其他途径获得压缩机。

    同样受邀前来的美国通永公司销售总监施莱尔不屑地说:“这是他们的老套路了,希望用这种威胁的方法来迫使我们让步。而事实上,他们急于实施他们的西气东输工程,如果现在不完成压缩机的订货,那么他们的西气东输工程就将无法开工。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从一些渠道得到了中国高层对于此事的态度,这项工程是高层志在必得的项目,中国发计委的官员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强硬。”

    “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东道主双罗公司的销售总监麦克斯温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咱们三家应当是保持了相同的口径,那就是价格绝对要在每台1亿4000万美元以上,不接受更低的报价。他们过去在口头上也不止一次地进行过威胁,但直接把这种威胁写在纸面上,还是第一次。我感觉到,这一次他们的威胁似乎比以往更为强硬。”

    “写在纸面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不能反悔了吗?”施莱尔说,“我觉得,他们只是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吓唬我们罢了,无论是口头上的威胁还是纸面上的威胁,最终都是可以反悔的,我们过去见过很多这种情况了。”

    艾伯特摇摇头,说:“施莱尔先生,我觉得我不能太乐观。中国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谨慎的,他们不会给别人留下把柄。他们把这样的要求写在纸面上,意味着他们反悔的成本会很高。你们是知道,这些人都是官员,即便我们不拿着这些把柄去要挟他们,他们也应当会担心来自于同僚的挑剔。口头上的威胁毕竟没有证据,而这种公函是要存入档案的。”

    麦克斯温说:“可是,我不能理解,如果我们真的一口咬住,坚决不降价,他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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