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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代十国时，睢阳被改称为宋州。五代后期，周世宗柴荣封禁军大将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以起家之地为宋州，故定国号为宋，而睢阳也成为宋朝的南京应天府。到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南宋由此建立。当金军攻过来时，大臣们劝赵构留在应天府抵抗，但是赵构显然是信不过这座不险要的城市，只有长江才能给他安全感。于是他抛弃应天府，先逃往扬州，后逃往金陵，最后甚至往更南面的海上逃去，然而金军所在依旧攻无不克，毫无险要的应天府却依然能坚持到五年后才最终被攻克。当睢阳经过这一次的放弃以后，似乎整座城市的那种不屈精神也从此散去，变得和普通城市并无不同了。
当戴言坐着马车来到睢阳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远不同于丰邑的“大城市”。见惯了后世大城市的戴言，重新回到战国年代，在宋国国内所见到的都是些小邑与村庄，睢阳是首次能给他“城市”感觉的地方。就他自己目测来看，整座睢阳城大体呈正方形，南垣略宽，各处城墙就他目测来看起码在3公里以上，即是说这座城市的面积应当在10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年代来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大城市”了。
进入睢阳城内，戴言所见的是一片兴兴向荣的繁荣场景。城内店铺林立，各国商人来来往往，极为热闹。宋国本是殷商移民之后，对于商业其实并不排斥。
商部族最初就是作为部落联盟时农业并不发达，其畜牧业和手工业则较为发达。其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牛羊过剩而粮食不够的问题，于是商的首领王亥就以其手中所有的牛羊来向四周部落换取粮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贸易。到了商汤时期，商汤甚至通过以丝绸换取夏朝的粮食而变相的削弱了夏朝的力量，使得商汤能够成功的灭亡夏朝。到了周代商时，周王大肆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于天下各地，这些封国建立以后，对于殷商遗民的防范十分严重，不允许殷商遗民占有土地，于是殷商移民只得从事贸易，由此商人一词从此成为中国从事贸易行业之人的代称。
到了如今的时代，虽然不能说天下所有的商人都是玄鸟子孙，殷商后裔，但是以这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一个商人，其祖上起码有八成以上的几率是殷商的遗民。宋国作为殷商遗民的大本营，对于与自身同血脉的商人们当然是不会排斥了。历史上的贸易大国齐国改革时，还需要官府办妓院以待客来“招商引资”；而另一个贸易大国郑国也需要有公室与商人订立“郑商之盟”，商人才为郑国服务。而宋国则统统不需要这些，同样的血脉，同样的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任。
战国天下，如果要说天下最大的城市，那自然是齐国首都临淄。然而若要说哪个城市是天下最富的城市，则必然要说到宋国的另一大城市陶丘了。陶丘本是位于济水岸边的一座城市，以前是曹国的土地，后被宋国攻取。自魏王迁都大梁以来，开凿了鸿沟，从颖水出发，分别连通了睢水、济水和黄河。宋国看准时机，也开凿了菏水以连通泗水和菏泽、济水。由此在天下东部地区水路畅通无比，而陶丘则成为其中的中心。陶丘有了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外加宋国欢迎商人的风气，使得陶丘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天下的商业中心，堪称公元前四世纪的上海。
戴言在丰邑时就听说过陶丘的富庶，然而毕竟是未亲眼见过。但就睢阳的富庶和繁荣来看，他也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繁荣。他进入睢阳，去到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在他预想中应当是各家店铺混杂的，因为在丰邑就是如此。然而睢阳城内的市场却是又细分为专门从事粮食贸易的粮市，专门卖丝麻的丝市，这些是初级产品作为一个市场；而后又有专门售卖、木器、漆器、玉器、陶器等的市场；也有售卖成品鞋、帽、车等的成品市场。其分工极为精细，而官府派指派褚市来管理市场。
离贸易市场不远则又有百工作坊，背靠如此发达的商业，睢阳的手工业也是毫不落下风。像戴言远远就可见其中有织布的布坊，有专门锻造铜器的铜坊，有造车的车坊，坊市四周也是各色人员进进出出，热闹不在贸易市场之下。
而远离市场与工坊则就是大片的居民区了，在睢阳，公族与庶民的住所泾渭分明。公族的居所都是一栋栋的深宅大院，院落一栋栋连绵不绝。而庶民的居所则与戴言在丰邑所见的贫民居所并无不同，都是如果贫民窟的低矮建筑。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大多数是商人和城外地主的居所，其中有些规模甚至不比公族之住所差，然而和公族之居所比起来，毕竟是少了一份贵气。
介于睢阳公室居所包围的，则就是宋国的宫室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君所在即是权力的中心，宋国也是不例外。子喜以戴氏而取宋以后，对于以前那寒酸的宫室很是看不惯，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这使得如今的宋宮看起来愈加富丽堂皇。
子偃作为宋国公子，在睢阳自然是有自己的住宅的。戴言在亲眼看到了睢阳城内的状况后，派人向宋君子喜报道了就返回自己的居所了——一座紧挨着宫室的戴氏老宅。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二十三章 朝三国（）
回到睢阳以后，戴言就向管家了解最近发生的大事。随后他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魏齐两国已经预备相王。
戴言从来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就开始以这个时代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他当然知道魏国与齐国相王将会是多么轰动天下的大事。王即是天子的象征，是最高的尊号。诸侯们统治国家的法理从何而来？周王做为上天的儿子，承天命而统治整个天下。然而周王一个人分身乏术，管理不了这么大的地盘，于是就分封诸侯来代替他管理。这就是各诸侯国合法性的来源。无论是三家分晋，还是田氏代齐，韩、赵、魏、齐这些国家的合法性最终都要来源于天，来源于天子的分封。周天子就算再怎么落魄，只要诸侯们还承认他是天子，这个王也还是有号召力的。
如今天下的大国齐国与魏国互相称王，这其实已经是开始改变整个天下诸侯国的合法性了。国家之间的合法性从此不再来源于天，不再来源于天子，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承认。
当然这些变动暂时还不会影响到各国的民心，对于宋国这种公族权力和神权都特别强大的国家，目前的影响就更是微小了。戴言考虑得更深的，则是魏齐两国相王对于宋国的实际影响。
宋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很简单：不结盟，朝三国。自打晋国崩溃以来，天下间的战争愈加激烈。宋国有感于自身地理位置敏感，周边三个强国魏、齐、楚都是虎视眈眈，于是历来奉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不得罪于任何一国；同时为了宋国自身的安全，宋国同时向魏、齐、楚三个国家朝贡，这也就是朝三国。
先秦时期的朝贡可绝对不像是后世明清那样，天朝上国所奉行的“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此时的朝贡可是有着强烈的功利化的动机和对于利益的需求。子产执掌郑国权力之时，就曾经强烈反对当时的霸主晋国对郑国的“索贡”，并写信给当时的晋国执政请求减少郑国的贡赋。而晋国六卿之间互相征伐时，对小国的外交权也是其互相争夺的重要权力。其实中国人历来都不傻，自先秦到唐，朝贡都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
朝贡贸易第一次出现逆转，那就是北宋的事了。北宋与辽签订檀渊之盟以后，不得不向辽国供奉岁币。对于檀渊之盟这种城下之盟，简直就是对皇帝最大的羞辱。像这种事放在汉唐，匈奴和突厥也曾经令中原王朝蒙羞，于是皇帝隐忍，百姓同心积蓄力量，最终反击灭匈奴突厥以洗刷耻辱。北宋实在是一个奇葩的王朝，它的军事弱小，然而它在经济和文化上太强大了，文人们掌控了整个国家，同时也掌握了整个东亚的舆论话语权。对于文人们来说，皇帝屈辱不屈辱无所谓，只要不损害到我们的利益就是了。如果皇帝觉得屈辱了，那我们帮您吹吹风，你不就觉得不屈辱了吗？他们也不想着怎么报复辽国，收复燕云，他们把岁币改称为岁赐，把这种屈辱的行为也作为朝贡的一种——反正都是礼物的交换嘛。无非是你给我们一匹马，我们回赐给你们这些蛮夷绢银三十万匹。而国家的损失与他们何干？后来对西夏也是这样。而且在他们看来，他们这绝对不是屈辱，相反他们仅仅用这么点钱就维持了和平，这是功绩啊，这哪里是屈辱呢？
后来明清建立时就沿袭了宋朝的朝贡贸易，开始奉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宋朝的朝贡贸易虽然确实是亏本的，文人们拿此来做粉饰。然而宋朝的商人们从辽和西夏的榷场贸易中却是赚了的，总体上来说，宋朝对外的贸易，国家受损失，商人则大发横财。而明清的朝贡贸易则纯粹就是皇帝花钱买虚荣心了，国家和百姓都没有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任何好处，这是纯粹的亏本买卖。在最厉害的时候，与中国的朝贡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们为了争夺朝贡权，其使团甚至在宁波发生过激烈的火拼。
此时的宋国奉行“朝三国”的政策当然不是后世那种火拼都要抢来的朝贡贸易，这实在是处于强国夹缝中的不得已之举。而且像这种政策对于整个宋国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和屈辱。向三个国家朝贡，其每年所占的花费几乎相当于整个宋国财税的三成，这笔花费是要摊在整个宋国身上的。从国君到公族乃至庶民，无人可以幸免。宋国原本做为地位尊贵的公族大国，到了此时却不得不去掉“公国”的尊号，国君连带整个国家都要低三国一等。执行这种政策，整个国家的利益受损，国家的尊严也受损，名利皆损，对于宋国实在是一种屈辱得不能再屈辱的政策了。
然而纵然是如此屈辱，宋国依然还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宋国始终保持着独立，没有成为一个附庸国。如今的天下，历史悠久的大国里，还能保有如此地位的也不多了。就像与宋国相邻的卫国，虽然一样是人才辈出，然而如今却已完全成为了魏国的附庸。宋国周边的国家里，鲁国也好，邹国也好，也都沦为齐国的附庸了。这些国家，内政外交已经全部被大国所操控，其最终的命运就像薛国一样，只待时机成熟，大国君主一封诏令，整个国家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日，戴言和众臣一起参加了朝会。宋君子喜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容方正，显得极有威严。而在场的所有宋国重臣中，有三个人最为戴言所重视。
其中之一为乐氏家主乐成，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戴族乐氏的家主，宋国大司城，宋国之相。乐氏与子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