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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踉踉跄跄地转身向楼上爬去时,店门大开,闯进一个电报生。
这是个爽朗的春夜,空气中微微有点凉意,马赛旧港的一湾碧波平滑如镜,水面上映出了港口四周林立的酒吧、咖啡馆的倒影。不一会儿,一条返航的拖轮孤零零地穿过港湾的中心,划破了镜面,留下一道宽阔的水波,浪花向四面荡漾着,拍打着泊在港湾内渔轮的舵叶,响起一阵轻微的咯咯声,随后又平息下去。沿着卡尼贝尔大街,停满了一辆辆汽车。千家万户的窗口传出阵阵烧鱼的香味,年迈的老人坐在家中慢慢地啜饮着杯中的首香酒。而那些毒品贩子们此刻却正借着夜色的掩护,匆匆跑过街头巷尾,为获取巨额利润而四下奔波着。这是个普普通通的春天的夜晚。
在市内一个自称“色拉篮子”的民族混居区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在这儿惟有警察才是正人君子。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这会儿正坐在一家小酒吧的角落里,喝着一大瓶冰镇雷卡德酒。
他不像詹尼·杜普里或马克·弗拉明克,并不觉闲得难受。在监狱里挨过的那些年月,教会了他对哪怕是最索然无味的小事也能兴趣盎然,漫长的无所事事的生涯,使他比起绝大多数人来都更会打发时光。
此外,他已经找到了一项足以糊口的工作,所以他的存款至今分文未动。他稳稳当当地存着钱,在一家无人知晓的瑞士银行里,他的存款不断增多。总有一天,这笔钱将足够他买下卡尔维市那间他瞩目已久的小酒吧。
一个月前,他早年在阿尔及利亚结识的一个好友,由于一件区区小事——私藏一只装着一打前法国陆军0。45柯尔特手枪的提箱——而下狱。他从牢房里给朗加拉蒂捎了封信,委托他“照看”一下平时和自己同居的一位姑娘。他深信这个科西嘉人决不会有负他的拜托。这是个身材高大、生性调皮的好姑娘,原名玛丽·克莱尔,现在自称若拉,在图巴洛区一家酒吧间当夜班女招待。也许是看上了他那矮小的身材吧,她对朗加拉蒂很感兴趣。惟一使她抱屈的是,朗加拉蒂对待她的方法与她那位身陷囹圄的男友大不相同。其实身材矮小毫不妨碍他充当若拉的保护人。那些黑社会中对这个姑娘垂涎已久的好汉们,一听说朗加拉蒂这个大名,便都退避三舍了。他们无须再多领教他的厉害。
这样一来,若拉便洋洋自得地成了拥有马赛城内最好的保护人的姑娘了。朗加拉蒂倒也满足于就此打发时光,静候下一个合同找上门来。虽说他和雇佣兵中少数几个老相识还时有联系,但由于毕竟是重操旧业,他还得靠香农多帮帮忙给他找份合同。不过,他心里有数,他正是雇主们急于寻找的那种角色。
刚回法国不久,巴黎的夏尔·鲁就曾找上门来,建议和他签订一个独家合同。作为交换,一俟有活干,他可以自由挑选,鲁在他面前吹嘘说自己正在酝酿着六七项合同,朗加拉蒂信以为真,因此也就未与他人挂钩。后来,他觉得事有蹊跷,经过一番调查,才弄清鲁原来是个牛皮大王。这家伙自从1976年因为胳膊上中了一枪而从刚果布卡武回国后,至今一事无成。
朗加拉蒂想到这里,叹了口气,瞟了一眼手表,一口喝干酒起身离去。已是若拉上班的时候了,他该回去护送她前往酒吧,再顺路光顾一下那家通宵邮局,看看是否会有香农来邀他前去参加一场新战争的电报。
慕尼黑现在的气温比起马克·弗拉明克居住的奥斯坦德还要冷。在远东、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度过的漫长岁月,。使得库尔特·塞姆勒的身体变得单薄多了。这时他正打着寒噤,紧裹着齐膝长的黑皮大衣,向通宵邮局走去。他每天早晚都要来打听一番,暗自希望会收到来信或电报,给他带来消息或请他前去赴约,签订上一项新的雇佣兵合同。
从非洲归来后,他觉得这儿的生活既无聊又枯燥。和绝大多数从军多年的老兵一样,他讨厌平民生活,痛恨身着便衣,藐视政治,心中无时不在渴望能再过那种早已习惯了的冒险生涯。重归故里丝毫未给他增添什么激奋心情。举目四看,到处都是长发披肩。衣冠不整、懒懒散散、手中挥舞着小旗、尖声怪气地呼喊口号的青年。在这些年轻人心中,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曾如此神往过的那种为祖国、为领袖而奋斗献身的伟大思想,早已荡然无存,至于那种军队生活所带来的纪律严明的特色,更是杳无踪迹。
和眼下的日子相比,即使是在地中海上混过的那段走私生涯,也要强似百倍。那种行当虽说也过于轻松、懒散,但至少还有事可做,在策划、执行,完成各种行动,还有一种神秘的冒险感。当他座下的快艇载上两吨美国香烟,疾驰向意大利海岸时,至少可以想像着自己又回到了湄公河三角洲,正和外籍军团的土兵们一起,扫荡着帅明河上的盗匪。慕尼黑给他带来的只是愁闷。他整天沉溺于烟、酒之中,间或也逛逛妓院,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那晚去邮局又白跑一趟。但翌日凌晨等他再来时,情景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此时香农的电报正穿过黑沉沉的欧洲上空,飞向慕尼黑。
当天下午,马克·弗拉明克便从奥斯坦德来了电话。比利时的电报传递真是优秀绝伦,一直要持续到夜间10点。香农在电话中简单地告诉弗拉明克,次日上午开车到布鲁塞尔国际机场迎候他,并且说明了他的班机航次。
假如有谁想要开个保密但又合法的银行账户,与大肆宣扬、家喻户晓的瑞士银行系统相比,比利时银行的优越性还要大得多。虽说它们远非德国银行资本雄厚,实力强大;也不如瑞士银行中立;但是比利时银行却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保证顾客能无限额地将金钱转进、提出而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而且它们在保密方面也毫不比瑞士银行逊色。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卢森堡以及利希腾施泰因的银行能不断吃掉瑞士银行的地盘,稳步扩大业务的秘诀。
次日上午,香农坐着马克·弗拉明克开的车驰向一家比利时银行——克雷迪特银行。这家银行位于布鲁日市,距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有70分钟的汽车行程。
显而易见,大个子比利时人心里好奇极了,但他丝毫不动声色。当他们驱车赶向布鲁日时,香农只是简要提了一下,他已搞到一项合同,尚需一些人手帮忙,不知弗拉明克是否有兴趣?
小马克示意说,他当然对此很感兴趣。香农又进一步向他解释,现在还不能多说这究竟是项什么性质的合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项行动不仅仅只是冲冲杀杀,而一切都需要他们新砌炉灶,自己动手。他除了按正常标准给每个参加入员每月发1250美元的工资外,另加今后三个月内的一切开支。参加入员在头两个月不必离家,只需在欧洲范围内冒上几小时的风险。当然,严格说来,这趟冒险不应属于雇佣兵份内的事,可他们不得不干啊。马克一听此话,咕哝起来:“我可不愿去砸银行,”他说,“那种钱我向来不要。”
“根本不是那码事,而是把几支枪私运上船。这件事只能由我们自己干。船一开,剩下的事就全在非洲干了,是去过过枪瘾。”
马克咧嘴笑了。
“是一场长期战争呢,还是一次突然袭击?”
“一次奇袭。”香农答道。“听着:事情一旦最后确定,马上就会签订一项长期合同。我现在还不能许诺,但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而且任务完成后,报酬一定非常优厚。”
“那好,我干。”马克同意了。这时,他们驶进了布鲁日的中心广场。
克雷迪特银行的总行设在弗拉曼街50号。这条街很窄,路两侧挤满了一幢幢18世纪弗兰芒式风格的房屋,一派异国情调。房子都维修得完好如新,绝大部分都已把临街的底楼改成了商店。然而,上面几层却还多少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檐上的彩色绘画像是出自某位古代艺术大师的手笔。
走进办公室后,香农向银行国外部的负责人古桑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基思·布朗,并随即递上护照,以作证明。他用了不到40分钟时间开好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存进了100 英镑现款。他对古桑先生说,随时将会从瑞士转汇来10000 英镑现款。此外,他还交代说,一俟那笔钱汇来,应立即从中提出5000英镑汇往他在伦敦的银行账户。接着,他留下了几个各种写法的基思·布朗的签名,还和银行方面协商出一种用电话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法:在电话上流利地倒报出他的12位数的存款账号,紧接着再说出前一天的日期。以这种办法为证,他可以不必亲临布鲁日,仅凭口说便能汇款或提出存款。最后,他与银行签订了一项书面保证,说明银行不必为使用这种联系方式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生差错,概由本人负责。他们并且谈妥,香农给银行寄来的一切文件,都应在他的签名下面再用红墨水写上账号,以防被人假冒。
12点30分左右时,他办完全部手续,走出银行,来到正在外面等待着的弗拉明克身边。他俩在市政厅前中心广场上的“艺术”咖啡馆吃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午餐,照例是油煎土豆片之类的食物。然后弗拉明克开车送他返回布鲁塞尔机场。分手前,香农给了弗拉明克50英镑现钱,嘱咐他次日搭上往返于奥斯坦德和英国多佛之间的海峡轮渡,晚上6 点到达香农在伦敦的那套公寓。然后,香农又在候机厅里等了一小时班机,在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回到了伦敦。
西蒙·恩丁那天也同样乱得不可开交。他乘上最早一趟班机飞往苏黎世,刚好在10点过几分抵达克劳顿机场,然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来到了泰尔斯大街58号汉德尔兹银行苏黎世总行的柜台前,用真名实姓开列了一个活期存款账户。他和香农一样,也留下了几种不同式样的签名,并与那个和他交涉的银行官员商量好,他所有写往银行的书信一律须在末尾写上银行账号,再在账号下面用绿墨水注明是星期几写的。账号则用普通的黑墨水写。接着他把随身带来的sic 英镑现款存人账户,并通知银行,一周内将会有10万英镑的巨款汇人他的账户。最后,他嘱咐银行,一旦收到那笔10万英镑的汇款,就应立即从中取出10000 英镑转汇给开在一家比利时银行内的账户。至于那家银行的名称和账户号码,他将很快写信告诉他们。他还与银行签订了一项冗长的条约。条约规定银行不承担任何后果,其中包括确属银行方面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条约还写明,恩丁在此事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保护。其实他很明白,由于瑞士法庭在处理银行与主顾问的纠纷时总是偏袒瑞士银行,他本来就没指望会享有法律保护。
他要了辆出租汽车离开泰尔斯大街,来到兹温格利银行,进门转交了一封蜡封的信件后,便直奔机场。30分钟后,詹姆斯·曼森爵士写的这封信送到了马丁·斯坦霍弗博士手中。信末尾的签名方式正是曼森与这家瑞士银行早就协商好的那种。信上要求斯坦霍弗博士即刻向西蒙·恩丁在汉德尔兹银行开立的账户汇款10万英镑,并且说明曼森爵士翌日,也就是星期三,将给博士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
恩丁赶在6 点前回到了伦敦机场。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马丁·索普回到办公室时已是精疲力竭了。从上周末到现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