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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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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有他参加其间。

许直臣是一个教员,其后作了《隆记报》的主笔。林鉴泉是《隆记报》的一个编辑。

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这五位都是工人。宋、李、侯三人参加了乙未年(1895年)的广州之役;陈、夏二人参加了庚子年(1900年)的惠州之役。

李昌、郑金、卓海都在檀香山的政府机关中担任通事(翻译官)。他们的国际知识,在一般会员之上。李昌一度为粱启超所误,加入了保皇会;其后恍然大悟,努力于再建檀香山兴中会的工作。郑金有一张和孙中山同拍的照片,被清廷的领事发现,因此而丢掉了在广东新安县的全部家产(被清吏查抄)。卓海的事迹,待考。

郑照是郑金的弟弟,谙悉法律。他的职业,是帮助侨胞办理入境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事。

其余,黄华恢、李多马、黄亮、钟木贤、李禄、刘寿、钟宇、曹采、刘卓,都是商人。黄华恢是永和泰商号的司事,被选为兴中会的第一任司库。其后与李多马,均和李昌一样,给保皇会出了不少的力。觉悟以后,迁居到墨西哥;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回国,在上海新新公司担任稽核。李多马登报退出保皇会,继续为兴中会所领导的革命而工作。黄亮、钟木贤等人比较单纯。其中,钟宇是香山县人,幼年在香港和孙中山同学,到檀香山办木厂,发了财。和孙中山异地相逢,更为亲切。

除了上述的二十四位以外,其后陆续加入檀香山的兴中会的,有姓名可考的,截至次年2月底为止,共为一百零一人。在这些人之中,出力最多的是孙中山的胞兄孙德彰(眉)。

孙德彰贱卖了很多匹牛,每匹只作价六元七元银币,交给孙中山。这些钱,加上邓荫南卖农场与商店的款子,与檀香山兴中会的现款一百银币,汇票一千零四元银币(折合二千元港币),共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由孙中山于12月带去香港,作为第一次起义的费用。

到达香港以后,孙中山约集陈少白、扬鹤龄、尢列、陆皓东、郑士良、程奎光等人,合并了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成立了香港兴中会。以香港的会为总会,檀香山的会为支会。

总会的成立日期,据《国父全集》的年表,是乙未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总会的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为经营贸易的“乾亨行”。

总会设总办、协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董事十人”,与檀香山支会的组织大同小异。“会底银”仍为每人五元,“银会”的股票仍为每股十元,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百元:这两点,均与檀香山一样。新会员入会,原定由一人引荐,改为二人。各地必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方能成立支会。每一个地点,只能有一个支会。

总会章程前面的缘起,也和檀香山“规条”前面的缘起大致相同。删去了“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把“文物冠裳”改为“济济衣冠”;把“能无抚膺”改为“能不痛心”;把“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在“欲扶大厦之将倾”的一句之下,增加了“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

会员入会的誓词,原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总会将“驱逐”二字改为“驱除”,“中国”二字改为“中华”。

总会成立之日,有没有选出全部的职员,待考。现存的史料,仅仅说:孙中山担任在广州主持发难的事,杨衢云留在香港,负责人员与饷械的筹划。孙中山到广州,设立了一个“农学会”在双门底王家桐云冈别墅,作为机关,又在咸虾栏张公馆与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等处设立了几十个小机关。此后,陆续在香港与广州加入兴中会的,迄于预定发难之日(阴历九月初九),共有数百人之多。

到了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总会的总办一职,因杨衢云志在必得,孙中山为了避免内部分裂,自愿让杨衢云担任。大家决定了,一俟起义成功,便由杨衢云以“总统”的名位主持革命政府。 

 




 


《细说民国创立》六、孙中山的家世和早年
孙中山的远祖,依照邓幕韩先生的“孙中山先生传记”,是宋神宗枢密院使孙允中,由南京迁居江西;依照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唐僖宗的承宣使孙俐,由河南陈留迁江西宁都。孙俐的后代,据罗先生说,由江西宁都一迁至福建长汀,再迁至广东紫金,三迁至广东增城,四迁至广东香山的涌口门村,于乾隆年间五迁至香山的翠亨村。

孙中山的父亲,名观林,字达成,号道川,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自耕农,田产很少,曾经在澳门当了几年裁缝,兼业制革,后来仍旧回翠亨村耕田、养猪。

孙中山的长兄德彰,比孙中山大十二岁。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德彰与孙中山之间,有过一位德祜,比德彰小三岁,但生下了不到六年便死了。所以孙中山的同胞兄弟仅余二人。他们有三个姊妹:金星,妙西,秋绮。金星比德彰小三岁『皕玥:德祜也比德彰小三岁,可能有误。』,在四岁之时去世。妙西比德彰小九岁,其后嫁给杨家。秋绮比孙中山小五岁,其后嫁给林家。

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到檀香山做工。他向当地政府领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从事开垦与畜牧,很成功,到了二十五岁之时,已有上千的牛羊,回乡娶妻,带到茂宜岛去。孙中山当时想和他一道走,达成公不准。次年,德彰写信来,要接双亲去侍奉,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去。

这时候,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后,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送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念到十七岁,毕业。(杨太夫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就回翠亨。)

意奥兰尼书院,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后,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了一年,在次年的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原因是,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教的倾向,同时也怕孙中山“沾染西化过深”,希望他回国,多学一点中国的学问。

于是孙中山回国,辍学了一学年,在十九岁的时候(1884年)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于次年阴历正月转学皇仁书院,四月,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十月,再度赴檀香山,转茂宜岛。

孙中山在茂宜岛,住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春天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而无意于让他升学。

回国以后,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同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次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读到1892年7月23日,以第一名毕业。不久,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

这香港西医书院,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教务长是康德黎。

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到澳门开设了一个“中西药局”在澳门大街,其后迁移到草堆街,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由于医术高明,来局求诊的人极多,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超过了一万元。

这一万余元,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慢慢地形成的。幼年,他在私塾里读中国古书,便已倾慕汤武。十一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的老兵,对他讲清兵人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他吸收了关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第一次回国以后,在皇仁书院读书之时。正当中法战争以后,清廷不惜割地求和,使得他不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而决心从事革命。他自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竞成”一章里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郑士良是归善(惠阳)县淡水墟人,也在博济医院读书,和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知已。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却从郑士良的口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香山县的同乡、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这两人,虽非洪门中人,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杨鹤龄家颇富有,有一座“扬耀记商号”在歌赋街。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命。有一天,尢烈也走了进来。尢列是顺德县人。与孙中山同年生。他早年加入洪门,畅游过华北华中,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合中遇见孙中山。成了朋友。

孙、陈、杨、尢四人,被扬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四大寇”:“四个大造反者”。

有一次,“四大寇”联袂共游广州,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老道人告诉他们,倘若真想推翻清朝,必须联络“会党”;跟着,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出来。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正是会党中人,当过林则徐的“师爷”(秘书)。

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孙中山之所以学医,本是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毕业以后,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作为他接触社会、物色英豪的机关。(凡是贫穷的病人,不仅不收诊费,而且免费送药。送药的钱,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由镜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借期五年,月息一分,即以月息由孙代购西药,在中西药局施诊。)

几个月以后,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勒令他停业。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于次年春天到广州,另设一个东西药局(在冼基),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

扬鹤龄留在香港;尢烈回了顺德,在顺德开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入世之媒”。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杨、尤二人常来广州,共商进行。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就回了惠州,联络会党,这时候他常来广州,与“四大寇”见面。此外,还有几位同志:孙中山的小同乡、总角之交陆皓东,陆在上海念过书,当过电报生;水师军官、香山人程奎光;归善(惠阳)人,在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

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有时候也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

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待考。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均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1892年),便已组织了兴中会。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壬(辰)癸(巳)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两说如何取舍,将来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之时,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

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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