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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尊君，又担忧君权肆虐，荀老师两头牵合，也算是苦心孤诣。一度，他就想用这个主张来改造秦王。
儒生有何用
荀子到秦国，见到了秦昭襄王，也见到了当时担任秦相国的应侯范雎。
推算时间，当时应该是长平之战爆发的前夕。
此时山东六国的形势是魏国早已衰落，齐国刚刚经历浩劫，楚国被秦国打得不敢作声，燕国、韩国太弱小，分量不够。只有赵国看来尚堪与秦一战，不过赵国能力有限，很明显没有真正向秦叫板的本钱。
抗秦似乎已经没多少希望，所以改造秦国，就显得尤其迫切。
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这样与虎谋皮，风萧萧兮渭水寒，荀老师或许也做过一去不复还的心理准备；关中是儒生从未涉足的土地，打破传统，荀老师在儒家同门那里大概也面临了不小的压力。
但我们无法知道更多。荀子入秦这件事，史学家完全没有关注。荀老师自己，也只作了最简单的记录。
从情理上说，荀老师应该是先见的范雎。范雎是魏国人，与荀老师算小同乡。范雎问荀老师，在秦国见到了什么。荀老师称道了秦国的功业，认为秦的威势已经超过了汤武，疆域比舜禹更为广大。然后说：秦国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淳朴而敬畏官员的人民，有严肃认真而恭敬勤勉的办事人员，有公私分开、各尽其职的官员；还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据世俗意义来说，秦国已经接近一个完美的国家，当然，还不能以王道的标准来衡量。
这番评价，更是后来荀老师挨骂的一个重要理由。
我们无法判断，荀老师这样说是欲抑先扬，想给对方一个好印象，以期进一步的交谈，还是确实发自内心。如果是后者，也绝不奇怪，游历了那么多腐败、奢华、淫靡、自以为是而暮气沉沉的文明国家，陡然进入一个看来朴素落后但有昂然气象的环境，感受到一种被红星照耀的炫惑，那是很自然的感觉。
荀老师又说，秦国最大的缺憾，就是还没有儒生。
《强国》篇里没有记录范雎怎样回应荀老师，但他大概是把这个意见转告给了秦王。所以秦昭襄王见到荀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
儒无益于人之国。
于是荀老师就详谈了儒生可以有什么用。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於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
大意无非是，儒生当臣子特别敬业，儒生的人生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君主变得更尊贵。君主给他点权，他是合格的官员；君主把他丢一边，他就是恭顺的百姓，而且会带动其他人也当顺民。不管混得有多惨，当顺民这个原则，他是不会违背的。
这番话读下来可真使人憋屈。同样是大儒，梁惠王跟孟子谈“利”，孟老师说谈什么利，谈谈仁义嘛！那秦昭襄王跟你荀老师谈“益”，你自然也该说，谈什么益，谈谈礼义嘛！
结果你罗里罗嗦表白了这么一大堆，形容出来的都是些多么恭顺的人啊，对比孟老师在君主面前的浩然之气，这些儒生散发出来的味道，像尾气。
所以后世的志士仁人，读书至此，简直忍不住要拍案而起。如谭嗣同就大骂：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
但至少从这次对话看，当时的大盗也并不待见乡愿。
秦王对荀老师的言论评价了一个字：“善。”
我觉得这不见得是好话，类似洋人说OK，意思可能不过是，好了，到此为止吧。
这位务实精明的老秦王——当时昭襄王已经在位四十多年了，挫败过无数强敌，选拔过大批人才，其中包括范雎这样的天才宰相和战国第一杀神白起——有强大的判断力，不会被任何华丽的言辞所迷惑。你说了半天，涉及到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了吗？提出过哪怕一丁点具体方案了吗？你是能够使粮食增产还是能够使士兵勇敢？农业和战争，不正是我大秦立国的根本吗？
尽管《荀子》中并无记录，但结果是很明显的，谈崩了。后来荀子的学生追忆老师的生平：
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尧问》）
秦国被当作了反面典型，和《强国》篇中的赞誉之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光昭襄王判定荀子讲的是迂腐之谈，荀老师的弟子如韩非、李斯，显然也站在秦王一边，觉得老师在自找麻烦。李斯就说，从秦孝公往下数，秦惠文王、秦武王一直到当今昭襄王，连续四代从来都打胜仗，可见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仁义属于胡折腾，怎么方便怎么来才是最合适的原则。
这番话，大概是让荀老师动了真怒，他的回应很严厉：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议兵》）
你不懂！你说的方便，是看起来方便其实不方便；我说的仁义，才是真的方便。
和孟老师不同，荀老师不是不懂得具体问题（我猜，他如果有机会跟孟老师当面辩论，就会不断用具体问题挤对对方）。他不跟秦王谈这些，应该是他觉得对秦国而言，那些都已经不是关键。谈儒生的功能，才是对症下药。
仔细琢磨下，荀老师谈了那么多，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我们儒生是国家最忠实的拥护者，而且是自带干粮的拥护者。
而这些拥护者的作用是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合法性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虚，但影响非常实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村一百人，每个人要交一百块钱税，我们都认你是合法政府，你派一个税吏过来，就可以把税收走了。
但在我们桃花源村，大家表示不认得你，不愿意交这个税。按照法家的逻辑，是懒得在合法性上下功夫的，无非还是刑、赏两手最方便——对村民用刑，给收税的打赏。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十个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才能把我们给震慑住。然后你发现，收上来的一万块钱，还不够给那十个人发工资。
所以你不得不加税，然后我们抵触情绪更大，组织起来抗税，十个差役也不管用了，你还要进一步增加人手，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税……如是恶性循环，维持统治稳定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窟窿，终究谁都没法过日子。
总之就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将大大上升。即使它不想推行暴政也只有暴下去，因为别无选择。
这层道理说穿了虽然简单，但要秦昭襄王明白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此时的秦国还基本就是一个对外掠夺的机制。只要战争总是获胜，掠夺总是成功，强盗头子就不难支付刑赏的成本。他在团伙内的合法性，也不会受到质疑。
一直要到六国覆灭，只剩下匈奴、百越这些苦哈哈的蛮夷抢无可抢，这个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秦朝崩盘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就发现还是荀老师看得远——汉初知名的儒生，好多都和荀门有关联，写《过秦论》的贾谊，就是荀老师的三传弟子。
谭嗣同同学那段荀学与秦政相互配合依存的议论，作为事实判断，诚然极具洞见。荀老师的方案，是把孟子那样不合时宜的带路党，变成新体制需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五毛。但价值判断则复杂得多。
以下两个层面，大概都是难以否定的。
第一是确如谭同学所说，大盗利用乡愿，把本来不可延续的专制统治变得可以延续；乡愿取悦大盗，戕斫民族元气，使得奴性越来越渗入国民的骨髓。
第二是儒生作为减震和润滑系统，淡化了政府的暴虐色彩，保住了民众的承受底线。合法政府不见得就是善茬，不过作恶的必要少了很多。这种合作下的社会，当然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一个好社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许已经是相对不坏的结果。
是继续忍受愈演愈烈的动乱，同时遥想将来，祈祷不知道多少代人以后可能会磨合出一个真正美好的黄金时代；还是无论如何赶紧结束乱世，好歹让自己和看得见的儿孙先安安稳稳把日子先过下来？
荀老师几乎骂遍了他之前的诸子，却唯独对杨朱的一句话表示过同情。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王霸》）
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杨朱恸哭道：“在这里走错了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严师出叛徒
先秦三位儒学大师，都是教育家；但教学风格，很不一样。
孔子的课堂似乎比较随意。经常是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聊大天，学生们各抒己见，老师最后做个总结，有时甚至都不总结，一次课就完了。对不求上进的学生，他放手不管；这孩子学习创造性不足，他就劝退。拿到今天的学校里，肯定要被判定为不负责，保住教职都很艰难。
孟老师就比较嚣张，我不知道今天哪个老师还敢跟学生说这样的话：“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不屑于教育你，也是教育你的方式的一种。”
但是别以为他真的很吓人。读《孟子》的感觉是孟老师的学生都以挑刺为乐，提问一个比一个刁钻。比如一个叫屋庐子的，发现老师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就很得意地说：“连得间矣。”我可挑着毛病了。这帮熊孩子还喜欢搜罗各种不利老师的言论，然后兴兴头头地传给老师听，好像求学就是为了看老师被挑刺后的反应。
孟老师的态度是反驳起来一套一套的；但有一点好，从来不生气。看得出他其实是挺宠着学生的。齐宣王要见孟子，孟老师说不见就不见；但学生们说，老师你不见就不许回来，孟老师就有家难回，只好住到朋友那儿去了。
《孟子》这本书，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孟老师和学生合作完成的。暂且忽略考证，就冲书里透出的气氛，我觉得也像。
荀老师则要严肃得多。
“师道尊严”这个概念，之前当然也有，但很大程度上，还真是荀老师炒起来的。比较两句中学里就学过的话。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孔老师那里，思和学是并重的，不可偏废。到荀老师，思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学了。对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孔老师不谈，但有敬畏；荀老师则是没兴趣，而且鄙视。至于社会伦理，他又坚信标准答案已经明确，自然没必要费功夫胡思乱想了。
重视思，则学生是主体；只强调知识的传授，则教师的地位当然也就飙升了。
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修身》）
礼法这样规定你就这样做，这是性情安于礼法；老师这样指导你也这样复述，这样你的智慧也就和老师相当了。既然如此，老师是圣人，你也就是圣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