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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一样，高大全得到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的引导，也从对毛主席著作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得到教益。不过，作为文革年代里意识形态强化的典型产物，《金光大道》也遍布着伟大舵手的黑体字的语录。高大全比梁生宝更类型化：心理上更坚强，道德上更富于自我否定，革命热情的火焰熊熊燃烧。他鹤立鸡群，明显地突出于同伴之上，那些同伴可能更激进，但缺乏头脑；或者更谨慎，但少了魄力，一句话，高大全是个完人。唯其完人，却也因此少了人情味儿。早在《艳阳天》里浩然就已露出好走极端的苗头：“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不错过宝贵的夏收季节，党支部书记肖长春中止了寻找他的年幼的儿子的工作——他的儿子被一个蓄意破坏的过去的地主劫持了。《金光大道》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形夸张，时而失实。当高大全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伸出膝盖抵住，让同伴把接榫扳回榫窝，又大无畏地冲下山道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可信的英雄降为民间传说中那个大力神保罗·布尼安了。
《西沙儿女》写于1974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批评家对此不能接受，他们把它看成是对江青的阿谀逢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浩然也就失去了他作为中国最多产小说家的地位。
但是很难想象浩然不会卷土重来。在讲故事的绝对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他在《西沙儿女》中的主要艺术（区别于政治的）缺点是他写了他所不熟悉的题材；华北平原的农民生活才是他亲切熟悉的，深切体验过的，也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的。
台湾新小说
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正值大陆文学受到严酷压制之际，台湾文学却蓬勃发展起来。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包括不在台湾居住的作家，如：张爱玲、白先勇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受到既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因而，他们从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精华的同时，也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从各个时期不同的艺术思潮中吸取养料。他们之中一些卓越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优秀作品是大陆现在活着的作家至今仍无法超越的。从1980年开始，已经有一部分作品陆续在大陆出版，当台湾作家先进的创作技巧和大胆的社会批评态度被大陆作家发现后，将对大陆作家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今后发展的最有兴趣的事情。
张爱玲（1921—）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开始她的创作生涯的。她的一些极其精美的短篇小说收集在她的小说集《传奇》里。1952年，她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创作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它们都是在1954这一年写成的，在这里，张爱玲表现了从共产主义“新”道德中醒来的痛苦，这种觉醒在时间上却早了几十年。虽然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是力作，但从艺术水平来讲，却无法与其1943年的作品匹敌。《传奇》依然占据着张爱玲和她的读者们的心。
《传奇》中的《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衰败、堕落的历程，故事的背景与张爱玲自己在上海和天津的家极为类似，她曾在那里度过了她悲惨的童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七巧是一个被卖给一个富贵人家的残废儿子作妻子的女孩儿，在这个封闭、幽暗的大家庭里，在瘫痪不起的丈夫身边，她葬送了自己美妙的青春和生活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痛苦，甚至染上了鸦片瘾，最后，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变态地）寻求报复。且不说这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简约精致，单就其在感觉想象上的丰富、精微和在对人物行动观察上的敏锐深入来说，也是十分令人称道的。
自从1955年移居美国之后，张爱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1967年，她用英文出版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一书，它是对《金锁记》的基本叙事主题的回复和扩充，1968年，经过翻译和润色后在台北出版，中文名为《怨女》。
张爱玲认为罪恶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会根深蒂固，受扭曲心理驱使而变得更为复杂。她之所以精心地对《金锁记》的故事进行重写和扩充，就是要揭露这深重的罪恶。
自从18世纪的《红楼梦》之后，中国的小说还从没有如此深入地揭示过这一主题。《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张爱玲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
1949年以后，台湾真正杰出的小说并不是很快就涌现出来了。有一个人也许作了一点贡献，他就是杨逵。他的小说以揭露日本占领期间的社会现实而闻名，但1949年他因批评国民党而被关进监狱长达12年之久。70年代中期，他重新开始发表作品。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作家，他被当作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另外，姜贵（1907—）1957年发表的《旋风》和陈纪滢（1908—）的《荻村传》也以他们对几十年的动乱的生动描述引起了人们的瞩目。这些动乱最终以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
朱西宁（1926—）是一位颇有天赋的作家，自从5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不停地发表作品，创作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在军队服役多年，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人们在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铁浆》创作于1961年，他在这里描写了一个英雄部落的首领，他为了迎接敌手的挑战，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喝下熔化的铁水而自尽——来展示他的英雄气概。在小说的叙述中，部落首领的壮烈牺牲成了英雄价值的象征和抗议现代入侵的宣言。他的另一部作品《破晓时分》发表于1963年，在这里，他讲述了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故事（即《十五贯》或称《错斩崔宁》——译者），但他以一个善于进行哲学反思的叙述者代替了传统的“说书人”，从而大大改变了故事的叙述结构、叙述角度和主题内涵。但朱西宁对口传下来的优秀故事仍十分喜爱。另外还有一位酷爱故事的作家，他就是司马中原（1929—）——这是一位天生会讲故事的人。这两人年龄相仿，作品的基调也相似。
白先勇生于1937年，他是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是国民党最有实权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这就无怪乎他会在他那些最感人的作品里（如《梁父吟》）描绘了这位英年已逝的将军的悲怆，和当他回忆往年戎马生涯时为接受别人敬礼而将老态龙钟的躬背挺直。1960年，他与王文兴（生于1939年）一起创立了深具影响的《现代文学》杂志。这里发表的作品使中国的小说在艺术上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白先勇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是张爱玲）。他将现代反思手法、时间的结构安排、叙述方式的多样变化与他在选材和艺术趣味等华夏文化精髓方面的娴熟技巧融为一体，这是他的突出贡献。他的早期作品《玉卿嫂》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蕴含在他全部创作中的几个特点：叙述者的观察、理解力是敏锐的，但却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篇作品里是通过一个男孩的追忆），描写下层人物（这里是一个青春已过的女仆）的深层情感；由极度的性激情而突变成骇人的暴力。白先勇最著名的作品是1971年出版的《台北人》（小说集），其中，《永远的尹雪艳》是第一篇由台湾介绍到大陆的作品，登载在1980年的《当代》上。我们很容易明白这其中的原因：美丽的尹雪艳在精心的保养下青春长驻，而那个丑陋的大亨吴先生则眉毛都快掉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在新发迹的台北又重现了资产阶级上海堕落生活的丑恶本质。
除一些短篇小说外，王文兴只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每部都引起了一阵轰动。《家变》创作于1972—1973年，这部作品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语言上也打上了明显的作家个人风格的印记，没有明白确定的结尾，而这正蕴含了作者的深意。全书分为157个章节，其中一些章节只有几行字，作为对范晔（书中主人公——译者）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印象式记叙。全书的主要部分是表现范晔对其父由崇敬到鄙弃的转变过程，巧妙的穿插部分则逐渐使我们明白范晔的父亲其实是被他的残暴虐待赶走的，而范晔对其父所做的一次失败的追寻则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动机：好奇和悔恨。这部作品曾因其违反传统道德而不被接受，而在很多情况下，读者对其写作形式的抗拒同与对其道德含义的抵触同样强烈。这一时期，王文兴受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很大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很自然地显示出乔伊斯的风格：语言的高度自觉，雕琢语句并创造新词，对语音字形和超句法结构进行试验。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他1981年创作的另一部作品《背海的人》，在这部小说里，他用了一大段对于猥亵情景的描写作开头（可能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不想成为超越性文学的读者的人赶跑），并且，在接下去的文字中也继续这种暴露性的描写以构成一个失败的、一个比《家变》中更虚无、更充满道德焦虑的世界。
陈映真（1936—）是在台湾出生的作家，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为数不多的创作实绩（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这部分是由于他对作家自由精神的英勇捍卫——为此，他曾被关押长达7年之久（1968—1975年），此后还进一步遭到骚扰。陈映真生长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的作品里也多次出现基督的形象，以在这个充斥暴政的世界里增添一种殉道者的神圣气息。他是在大学里学英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禁止离开台湾。
他写的都是一些平凡的、朴素的故事，有时带有一点讽刺的笔调，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充满深深的同情的。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不幸的、无家可归的人，他写他们面临的失败、忍受的痛苦和最终的死亡，并试图揭示出关于生存的某些真理。他把他的主人公们置于难于应付的社会环境之中，因而使他们显得有点狡猾，带一点通俗喜剧的色彩。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会有无缘无故的死亡发生，而直到故事的结尾也将看不到什么出路存在，小说提出的理论、试想可以给人以巨大的鼓舞，但落实到具体实践上则显得有些抽象，无法贯之以行动。陈映真的代表作是《将军族》，它的力度是本世纪中文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