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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善良的少数民众已经很少再像80年代那样陷入困境。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渐渐缓和，工人运动节节败退，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下降，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热潮开始加速。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党，现在执政联盟中的一个长久合作党派，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并试图以基督教民主党自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而“占领国家”。那个年代被意大利人称为“党派民主”的时代，当时上到国有银行董事会成员，下到学校门卫，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其隶属于那个党派而选出来的。对于一些城镇商业机构来说，赢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合同都必须要给政党当权者回扣。
议会不同派系之间讨价还价、争吵不断，公众舆论越来越听之任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阶层不大可能会抛弃他们一百年之久的老习惯，仍旧将西西里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群可以收买的聒噪的政治家。可悲的是，当“我们的事业”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更加嗜血时，这一政治阶层却被召唤去对付这一组织。
西西里黑手党总是为意大利带来最坏的和最好的一面，让意大利人同时见证了谁是最奸诈的恶棍，谁是最善良的少数民众。乔瓦尼·法内科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了一名法国记者的系列专访，他在访问中曾做出著名的解释，他说他不是某种自我毁灭性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我只是这个异教徒国度里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这个被公认为世界第五大工业经济体的国家里，西西里仍然是法治的边远地带。
法内科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意大利少数善良民众的名义领袖，他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品质：勇气，当然，还有敬业精神以及拼命工作的超凡能力。法内科尔与人打交道时极为诚恳，极有分寸。这有时使他显得很严肃而不够友好。但是这不仅是他的性格的一面，而且还是保护他自己及其周围的人的一种有效防御机制。任何一个经常与他接触的人，即使是他最正直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事业”接近他的一个潜在渠道。
弗朗西斯科·拉·利卡特是一名经常去采访法内科尔的记者，他就亲身体验了黑手党是如何企图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法内科尔的。一天早晨，拉·利卡特在酒吧里喝咖啡，有人同他打招呼，“你还记得我吗？”他就这样与黑手党离奇般地有了接触。跟他打招呼的这个人是格雷戈里奥，来自拉·利卡塔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区域，依靠有组织犯罪所得的钱为生。“咱们去兜兜风吧，还可以聊聊童年时的事情”，他建议道。拉·利卡塔谨慎地坐到格雷戈里奥的红色大众车里，但是他刚坐下就看见一把手枪从座椅背后的袋子里伸出来。“有人想同你谈谈，不过不用紧张，一切都很正常。”格雷戈里奥笑着说。
拉·利卡塔在旅途中盘算着自己是否会被谋杀。换了一辆车之后，他被带进康卡德尔剩存的一片柑橘林深处。他被带到了一名黑手党老板的面前，他曾经见到过他的警方通缉照，所以一眼认出了他。这个老板开始就说：“请原谅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邀请你来这儿。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群逍遥法外的人。我们已经查明你的底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你做事很老实。”接着，这名黑手党分子开始拐弯抹角而又伤感地为自己做辩护。与此同时，拉·利卡塔一边试着去听懂他所说的话，一边紧张地向他们附近的蓄水池的深水里瞥去。
最后，这个老板进入了正题：“我们知道你能和法内科尔法官说上话。你必须告诉他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受到了别人无耻的诋毁。你只需要把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他就行了。”这是黑手党惯常使用的打·开门路的策略。哪怕是与法官建立这样一种模糊的妥协关系就会为贿赂、勒索或者恐吓打开一条门路。
拉·利卡塔十分明白若是他坦白拒绝当这个中间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致命后果。他拼命地思索对策，然后客气地解释说，任何代表黑手党与法内科尔联系的人都很可能会受到调查，因此他建议黑手党老板可以通过报纸采访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没有那样的权力，”他回答道，“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拉·利卡塔的第二个建议——通过黑手党老板的律师交给法内科尔和报社一份备忘录——得到了更好的回应。“干得好！好主意！这样的话法内科尔就不会见怪了。他的性格真是令人讨厌。”
一阵简短的交流后，拉·利卡塔成功地将自己的性命压在了法内科尔的声誉之上，法内科尔诚实正直而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这就是那名黑手党分子所说的“讨厌的性格”。这名记者在离开酒吧几个小时之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感觉好像刚刚逃过了一场空难事故。数年之后，他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故事告诉了法内科尔。法内科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如果记者真的过来找他谈话，他的确会调查他的。后来这两个人成了朋友。
“优秀的死尸”〔※（“eminent corpses”）一词来自意大利语“cadaveri eccellenti”，用来代指那些被黑手党杀害的知名度较高的人士，诸如：政治家、法官以及警察局长等等。“优秀的死尸”同时也是一部虚构的意大利电影的名称，该影片于1975年拍摄于意大利，由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导演，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主演。〕
巴勒莫市的前市长和银行家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于1983年在火车上被人用刀捅死；纽约警察乔·彼得罗西诺于1909年在西西里被枪杀。西西里黑手党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杀害了两位名人，这两个人在商业界、政治界、行政界、新闻界、司法界的地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优秀的死尸”。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势大增，出现了数十位“优秀的死尸”。他们中有少数人是黑手党的朋友，因为没能遵守与黑手党老板的协定而被杀害，但大部分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1979年之后，暴力成为黑手党与上层社会机构之间二重唱的最主要的音符。由于法内科尔和其他善良的少数民众在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也达到了旋律的高潮。
回首过去，新一轮攻击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70年，《时刻》的调查记者毛罗·德·毛罗失踪。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是黑手党从事海洛因贸易或是黑手党在当年被要求参加新法西斯政变的证据。1971年，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利昂在拜祭过他的妻子的坟墓后被人枪杀。当时人们对斯卡利昂有诸多怀疑。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对斯卡利昂声誉的怀疑是黑手党打击无辜受害者时惯用的抹黑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斯卡利昂的死亡在某些圈子里被当作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而轻易地被人遗忘。甚至1977年科莱奥内镇附近一名宪兵上校被人杀害居然被视为一次异常事件。但是在1979年，黑手党战略的新模式变得极为容易被人识别。在那一年，“我们的事业”似乎想要展示其对政府机构发动的战争如何全面似的，杀害了一名记者（《西西里日报》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一名政治家（巴勒莫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名警察（巴勒莫机动小组队长）和一名地方法官（切萨尔·特拉诺瓦，他曾经领导了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调查）。黑手党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无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么杰出，只要是挡住了西西里岛这个国中之国的前进道路，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科莱奥内家族之所以犯下如此之多的鲁莽和残忍的谋杀罪行也有自己的用意。特拉诺瓦死在自己家外面的一条巴勒莫街道上。尽管有被人发现的风险，三名杀手还是用手枪和来福枪开了三十多枪，甚至不吝时间走到老法官面前给他致命一击。在那些“优秀的死尸”的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堆放上了他们的警卫、司机、家人、朋友以及路人的尸体。“我们的事业”在展示自己的邪恶力量。1980年又出现了三名“优秀的死尸”：蒙雷阿莱地区的宪兵队长、西西里地区主席以及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在市中心的马西莫剧院附近被枪杀，这就相当于在英国的皮卡迪利广场或美国的时代广场周围被人杀害一样（这次谋杀实际上是邦塔纳和因泽里洛命令的，目的为了显示他们也可以像科莱奥内家族一样肆意杀害知名人士，留下一具具“优秀的死尸”）。
大屠杀开始于1981年，谋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尸体被扔到警察总部的旁边或者干脆在街上焚烧。最著名的一位黑手党受害者就倒在了大屠杀最猖獗的时候。皮奥·拉·托尔是一个说话直率的农民活动家，他已经升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西西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里最有活力的一位成员。1982年4月，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中牺牲，地点又是在巴勒莫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意大利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派遣卡罗·阿尔伯托·达拉·基耶萨将军担任西西里首府的新一届长官。达拉·基耶萨与黑手党已经斗争很久，甚至在莱焦未崛起时就在科莱奥内镇服役。更重要的是，将军反抗左翼恐怖主义取得重大胜利而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将军在临行前明确向罗马的政治领袖说，他并不打算在打击黑手党政治势力方面心慈手软。将军到达巴勒莫刚刚几个月，十几名黑手党分子就在卡里尼大街上挡在了将军的车前，堵住了前面的道路，并用机关枪将将军本人、他年轻的妻子以及护卫们打死。一天之后，有人在枪杀现场的墙上涂写了这样一行字：“所有诚实的西西里人的希望在这里破灭了。”将军的葬礼在意大利各地电视台直播，全国意大利人民见证了愤怒的人群向出席葬礼的政府部长们投掷硬币的一幕。
政治家们没能给达拉·基耶萨他想要的权力，一轮有关达拉·基耶萨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达拉·基耶萨被政府孤立的特别印象，达拉·基耶萨的儿子在其父亲被谋杀五天之后作出了下面的解释：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父亲习惯于用背后的支持力量掩护他，让所有的立宪政党都在他背后支持他，首要的就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次，他刚到达巴勒莫后就明白一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不准备给他作掩护。更重要的是，反而对他怀有浓厚的敌意。
达拉·基耶萨将军得到这样不冷不热的支持之后，“我们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将他的人名看作是政府又一次摆出的空洞姿态，并估计杀害他的政治代价会相对较低。有人禁不住将黑手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略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但令人可惜的是，恐怖分子经常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们这些孤独的战士拿起弱者和无助者仅有的武器进行强烈的反抗。相比之下，拥有海洛因带来的新财富和免罪旧记录的“我们的事业”根本就没将意大利政府当回事。它不只是一场恐怖运动，更是一场蔑视政府的运动。
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