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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14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人民币：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表155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66。7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从表156中可以得知，从1960年到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17。36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2。3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164。9亿的 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10年到15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10年到15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4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