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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