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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死亡38名。关内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据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报告，自1960年2月以来，该区双辽及怀德、梨树、伊通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据5月21日统计，总计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劳动力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省其它县（与此同时，从外地流入的人口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团员。据卧虎公社统计，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51人，党员52人，团员145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700千卡的热量，生存是很困难的。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刑罚。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凡是进四平收容站的必须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被收容者在屋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面对1958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及其同僚们小心翼翼地“踩钢丝”：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尽可能不过分地伤及农民利益；在解决农村困难、保持管区的社会稳定时，千方百计地维护“三面红旗”。
1958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同全国一样，吉林省在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个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吉林省没有新的创造，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吉林的新闻也不很突出。当“三面红旗”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吉林省也积极跟着中共中央纠偏，但在纠偏的同时，吴德们还是小心地维护“三面红旗”。
对中共中央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的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措施，吉林省贯彻得比较认真。从1959年1月到7月（庐山会议之前），吉林省进行了整社工作。从1月到3月，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59年3月到7月，省里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县里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公社也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揭露批评了“五风”，落实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包产落实”、“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等指示。对“一平二调”的财产，也进行了清算，并退赔了一部分。这些措施，落实了包产单位部分所有制问题，调整了生产和生活方面大集体和小私有的关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农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纠正1958年错误时，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1958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违背最明显的事实，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
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对1958年的过激问题也有所纠正。1959年6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文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供给制，提出1959年不搞供给制。文件认为，1958年秋收以后，吉林省绝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于供给制占的比例过大，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因而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到1959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认为，大多数公社供给制的部分仍然过大。一般的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60％－70％，少数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给部分所占比重过大的地方，应当进一步调整。调整1958年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应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在这个原则下，条件好的可以采取伙食供给制，条件差的可以不实行供给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还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应不超过30％左右。凡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这个文件对公共食堂的问题看得比较早，而且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办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须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认真整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月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万人，增了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担负耕地26。4亩，1960年担负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