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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月1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