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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四、“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