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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正确的资本及利息概念，也忽略了天分与知识资产。上述的那段简单而又清楚的文字（写于一九八四年初），明确地把马氏的理论废了。当然，不同意这观点的今天还大不乏人。
问题是，马克思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人，而在那个时代他是不容易知道自己的理论是错了的。时代怎样，世界环境怎样，人的思想往往也就怎样。思想要脱离时代环境的约束，不容易做到。思想能超越时间十年八载，是很了不起的事。
当经济学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发表他的《原富》时，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史氏受到时代的感染，一起笔就以一家制针厂为例。在《原富》这本伟大论著中，史氏只简略地提到知识资产，但显然不重视。史氏也提到「资本」，但那是何物他是搞不清楚的。
十九世纪初期，李嘉图这个大天才的经济分析，还是集中在工资理论与租值理论这两方面，好像世界只有劳力及土地这两种资源。李嘉图因为不明白「资本」及漠视了知识资产而提出了错误的理论；他影响了马克思，于是一错再错。
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世界，主要的生产资料大略是劳力与土地——一个发明就变得富可敌国，或在电视上喝一瓶汽水就收入滚滚来的明星——当时不仅没有，而且难以想象。马克思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错，不难明白，而本世纪好些人被马氏的文字技巧误导，也不难明白。
不容易明白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好些聪明才智之士也高举马氏的理论，Sweezy、Baran等名家就是例子。很明确的错，错得相当浅，名家竟然看不出来，更勿论人民大众了。马克思的错不是特别的例子。十六世纪的「Gresham's Law」、十八世纪兴起的「佃农理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好些经济发展学说、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益」（Externality），都错得浅而又错得离谱，但历久还有支持者。
更奇怪的，就是被说明是错了也往往驱之不去。我三十年前说清楚Externality是错了，今天这概念只死了八成。年多前我清楚地说，对我影响甚大的高斯定律是错了，而且错得很浅，但我这观点恐怕要在五十年后才能大致上被接受。
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很大的约束，而因为这些约束好些浅问题就找不到答案。天资所限是一个约束，但我认为「天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重要。时代环境的约束很大，且不容易避免。逻辑的规格也是一种思想约束，但这约束是必须的，所以不应该避免。可幸的是，每个人天生下来，其思维在某程度上就有逻辑的规格。这是天资的一部分，有些人较高，有些人较低。较低的可读一下逻辑学，帮助不大，但总可以帮一点。
本文的主旨，是要指出一般最大的思想约束，是人为的。这人为的约束有两部分。其一是被他人的大名误导：那是大师所说的话呀，怎可能是错了的？其二是成见：那么多人都是那么说，而且大家都说了那么久，一定是对的吧！这二者加起来的效果，产生了「皇帝的新衣」之说。
我认为上述的人为约束，是思想的约束中最严重亦又最普遍的。要是你能完全避免这个约束，你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一个准天才。
假若在思想上我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我觉得避免人为的约束易如反掌。学术生涯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被大名或成见对思想加上丝毫阻力。我有这样的「能耐」，主要是两个习惯。
其一，可能是个性使然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的——是我对自己佩服的人佩服得很夸张！外人看来是个坏习惯，但其好处是：既然夸张地佩服了人，其思想就可以客观地看。我这个人不可救药。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费沙，然后又到自己认识的佛利民到高斯到老师艾智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这样，当我说他们错时我还是五体投地的。
其二，对任何问题我喜欢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看：远的、近的、左的、右的、高的、低的。看完再看，我必定转换角度。一九六二年起我对高斯定律着了迷。第二次从农业的角度看高斯定律，我写了《佃农理论》；第三次从大海捕鱼的角度看，我否定了界外效益；第四次是一九八一年，我从中国发展的角度再看高斯定律，竟然发觉这定律是错了的。
转换角度可以避免成见。说高斯定律是错了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十月。
没有人为约束的思想，叫作天马行空。
（1984。01。20）「香山症」的烦恼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逊（D。G。Johnson）教授，于数月前偕太太及女儿在离开中国返美途中，路经香港，使我们有几晚聚旧的机会。约翰逊是农业经济专家，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几年来他去过中国大陆讲学四次，他的女儿也在中国教了三个月英文。我和他们相聚，所谈的都是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如其它探访过中国的经济学者，约翰逊教授对中国也很失望。他问：「为什么一个制度可以把一个国家弄到这个样子？就算是执政者有心破坏也难以弄到这么糟！」
在谈话中，约翰逊太太提及北京新建的「香山饭店」。这建筑物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新落成时举世瞩目。但短短几个月后，约翰逊太太重游该饭店，发觉竟然面目全非。她问该饭店的中国管理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那些人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的甚至认为饭店办得很好。我听了这个惊心的故事，喟然而叹：「这是个香山并发症（Fragrant Hill Syndrome）！」
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对香山饭店有如下的描述：「虽然才建好一年，墙也裂了、漆也掉了、地毡也脏了，走廊满布厚尘。一个从事酒店管理的奥国人说，酒店管理之罪以此为最。六间厕所中四间漏水。你向他们要资料，他们却向你吐瓜子。真要命！」
我所提及的「香山并发症」，并不是指该饭店一经中国人管理，就弄得一团糟——这只不过是制度的效果，算不上是什么症状。我所指的是把该饭店弄得一塌糊涂之后，管理者还不知或否认有什么不妥，甚至还说是办得很好。这并发症显然有两型，虽然在观察上我们不一定能将这两型分开。第一型的染病者根本不知道好与坏之别，正如有些人听古典音乐，两个扩音器坏了一个也全不知情！第二型的病者是知情的，但因为政治或利害关系，他们不能不强作不知或违心地大声赞好。
在香港前途的问题上，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人所表现的「香山症状」是很明显的。约翰逊教授告诉我，他在中国跟招待他的干部们谈及香港问题时，最令他惊奇的，就是这些干部对香港经济因政治不安定而恶化竟是毫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一年多以来，世界每个重要股票市场的指数都创下历史高峰，而香港的指数却乏善可陈。香港出口有很显著的增长，但汇率指数却如江河日下。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的「知识」分子坚持这一切与九七问题无关。有指数的数据都能视若无睹，没有指数的更加是形势大好了。
从「香山饭店」及近来在香港的观察所得，我以为若中国政策不变，将来香港的主权转手后，无论经济怎样倒退，中国发言人仍会大事宣传香港经济进展神速。而他们要在香港找几个学者大声拍掌附和，看来只是举手之劳；就算是不举手，毛遂自荐的也将会大不乏人。我不明白的是，这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益处？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害国？
年多前中国出版了三十多年来第一本统计年鉴，郑重地派了许刚先生到香港来介绍。许先生很客气，邀请了我们一些做经济研究的作批评。中国大力从事整理经济资料，是令人高兴的。虽然年鉴中所用的统计知识颇为落后，但万事起头难，假以时日，这些技术上的不足是会改进的。这统计年鉴内令我最瞩目的，就是有一个数字表，指出三十年来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大陆为世界之冠——日本也仅能屈居亚军。这并不是说中国滥造数字，但工业生产可用多种不同的准则来量度，明显地中国统计部所采用的是要加强表达自己优越性的。其它年鉴内的资料，有很多也显示同样的倾向。殊不知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由统计数字所能断定的。
我记得十二、三岁时读过一篇中文的文章。作者到法国巴黎参观一间美术博物馆，见到一幅很大的油画。画中描述法国跟邻国打仗，法军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作者当时就问跟他一起参观的法国朋友：「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他的朋友答道：「激众愤，图报复也！」
要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除了私产及自由市场之外，历史上是没有见过其它的可靠办法的。几十年来，中国的赏罚方式层出不穷，而有较可取效果的，不外是些较近乎私产性质的经营。要刺激生产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撇开私有产权不谈，我倒要问：「既然要激众愤，何不自绘败状？」
后记
此文发表后三年，我有机会到香山饭店一行，认为约翰逊教授之言非虚。一走入大堂，白云石上就有一大片污水印，可谓奇观。这个由贝聿铭设计的大堂，气势俨然，是一流的现代艺术。然而，家具及植物的陈列，小气兼老土，令人啼笑皆非。那大概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去年——一九九九——我有机会到上海浦东参观那里新落成的、高入云霄的金茂凯悦大酒店，把我吓了一跳。其设计之精美、其装饰的华丽、其房间的高级新潮，是我平生仅见。据说这家「六星」酒店也是由国家投资的。
是的，开放后，中国在某方面学得很快，快得有点难以置信。中国以往的不幸，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是制度不济而胡作非为也。
卖桔者言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各种价格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而在无意间我成了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多个行业上成了准专家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这解释了为甚么实证经济学在近20年来大行其道，威不可挡。
跟一般同行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就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个观点是我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就是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乎调查研究，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文章很是失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