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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呢？无论是那得意的朗笑还是飘零的青衫，那远年的浪漫都源自一个只有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那个昙花一现的隋代，给历史留下的遗产太多了。杨广真是一位辛勤的农夫，虽然他的播种和收获不成比例，但种子一旦播下，日后总要生根发芽的。
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隋朝的鼎盛得益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而这些恰恰又是与强权政治以及对心灵的封闭并行不悖的。人们常常把繁荣昌盛连在一起说，时间长了，也觉得挺顺溜。其实“繁荣”与“昌盛”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对精神文化而言，后者则直接指向粮囤和钱袋之类。“昌盛”者未必“繁荣”，隋朝大致就是这种情况。精神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心灵的自由度问题。我们都知道隋代没有文学，这固然与它立国时间太短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统治者对心灵的扼杀。由于严刑峻法（据说偷盗一文钱也要杀头），搞得小民百姓们人人自危且不去说它，知识界也弥漫着一股玩知丧志的实用主义风气，文化人纷纷挥刀自宫，把心灵变成敲开利禄之门的石头。他们写诗作文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歌功颂德，献媚讨好，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文化专制，作为政治专制的派生物，它当然也不会比政治专制宽厚和温柔。它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去摧眉折腰，沦落为招招实惠的文坛阿混；它给所有的作品都强行抹上“盛世”的油彩，在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歌中搔首弄姿发羊痫疯。可以想见，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散发出激情的血温，怎么能燃烧起生命的光彩，又怎么能用来讨论深刻和崇高？在这种风气下，当然也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学术，像宇文恺那样的建筑奇才，也只能把自己的智慧用于投杨广所好，建筑歌舞升平的楼台（哦，那是些多么壮丽堂皇，堪称独步一时的纯粹中国流的楼台！）。他是作而不述的，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观其一生，他始终与大师无缘，只能说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而已。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民间音乐当时是被禁止的），没有学术，没有言论，也没有夜生活——人们都早睡晚起，生怕招致什么飞来横祸。朝野噤声，万马齐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各级府库中的粮食和布帛都堆不下了，所谓天下丰足也并非过甚其辞。事实证明，在一个封建的国度里，经济上的放开搞活和思想上的封闭钳制双管齐下，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见到成效的，例如温饱小康之类，也确实可以一窝蜂地办成几桩大事。
但是，能保证这种局面的“可持续发展”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到了大业六年这个时候，隋代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一幕正剧，威武雄壮，堂堂正正，没有多少插科打浑的噱头。但任何正剧一旦进入盛大之极，高潮之巅，鲜花着锦之至，就不大好把握了，因为这时候演员们大抵已进入了忘我之境，他们有太多的即兴发挥和自我卖弄，而这种发挥和卖弄稍一过头，便容易偏离理性的河床，掺杂进闹剧的成分。毕竟在那种场面下，谁不想出彩呢？我们看看大业六年元宵节发生在东都洛阳的那场闹剧。
且说杨广打通西域之后，作为“通”的表现，前来朝贺的各国酋长和使节络绎不绝，再加上带着“方物”，为了赚钱而来的商人，一时洛阳道上摩肩接踵，东西两京冠盖如云。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个鬼精灵的裴矩向杨广建议，他说现在到两京朝贡的“蛮夷”已是盛况空前，我们何不再来个空前盛况，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大设戏台，大演百戏，以显我华夏繁荣昌盛，吾皇英明伟大呢？
裴矩的这一建议自然又正中“上”怀，一场堪称旷古盛极的闹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是说隋代没有文学艺术，没有夜生活吗？你看现在京师的舞台是多么红火！从全国各地晋京汇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最拿手的绝活儿，花技招展地来了。十里长街之上，通宵达旦，歌吹入云，真是个人如海，歌如潮，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次艺术节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把那些各国的首领和使节看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气象到底不同！是啊，谁曾见过这么阔大的舞台，谁曾见过如此阵容的文艺队伍？谁又曾见过这么百花齐放的“繁荣”？皇帝老子一诏令下，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凡有奇伎，无不总萃”，据说晋京的艺人总计达三万之众。可怜这些平时从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戏子，耗尽了全部家当，风尘仆仆、舟车辗转，就是为了到京师的舞台上露一下脸，演完了，恐怕连回家的盘缠也很成问题。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有了这么一次也就够了，毕竟这是京师的舞台，说不定连皇上都曾看过他们的演出呢！
这是文化专制之下的虚假繁荣。
当然，与“繁荣”同时展示的，还有昌盛。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这本是古已有之的名堂。本届艺术节同时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只不过搭台唱戏的目的并不在于招商赚钱，而是为了夸富逞强死要脸。中国的当权者往往把自己的脸皮看得比老百姓的肚皮更重要，为了脸皮上的风光，自然少不了玩些弄虚作假的鬼把戏。艺术节期间，东都的各大商贸市场结绮临春自是不必说的，更出彩的是，连大街两边的树木都缠上了绸缎，人行道上铺着精致的龙须席。老外们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家店铺大快朵颐，吃饱喝足了，抬起屁股一抹嘴，走人就是。因为朝廷有指令，他们的消费一律不付账。店主还要解释说：“中国富庶，客人饮酒吃饭概不收钱。”这下又把老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简直是神仙世界！
但老外也不全是好糊弄的，有人便指着缠在树上的绸缎问道：“中国也有衣不遮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缠树干什么？”
这一问可就问住了，市人皆“惭不能答”。
为什么“惭不能答”？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皇帝佬儿而不是小民百姓们来回答。中国到底富庶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至少还没到吃饭不要钱或者把绸缎往树上缠的程度。其实，小民百姓们是用不着为此羞惭的，真正应该羞惭的是最高决策者杨广。盛世尽管是盛世，但一旦到了弄虚作假死要脸的地步，说明正剧已经开始悄悄地向悲剧演化了。而当事人如果不是出于糊涂，就是人格精神发生了畸变——浮躁，焦虑，奢侈的热情，其中还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虚弱。
这是大业六年元宵节的一幕闹剧，也是隋王朝在盛世峰峦上的一次带有附丽气息的欢舞。
杨广现在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南北大运河翻涌着盛世的波澜，北巡和西征的功业直逼秦皇汉武，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力的强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万方乐奏，四海升平，接下来就剩下一件大事了——
征高丽，然后在江都的宫殿里被部下用红丝巾勒死。
13江都
以后的事情就不堪回首了。对高丽的战争有如一场噩梦，人们总是不能理解，杨广御驾亲征，以百万精锐之师去对付一个小小的高丽，居然会那样一败涂地。不能说隋军的统帅部无能，隋朝立国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一大批久经战阵的将领大多还健在；也不能说隋军的动员不够，当时，连宇文恺这样的人都被调到前线去指挥架桥修路了；借助于大运河的通达之功，后勤保障也是没有问题的。战争中充斥着诸多偶然性事件——恶劣的天气；杨玄感的叛乱；甚至在一次总攻发起前，宇文恺设计的浮桥短了一截——致使隋军一次又一次地功败垂成。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打成这种样子，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也许隋王朝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吧。
隋王朝的末路说到就到了，它几乎是一触即溃的，省略了通常会有的对峙和相持。如同那种硕大而艳丽的花，盛开得快，凋谢得也快，它那斑斓的色彩在一夜之间就零落如泥了。这与杨广人格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对高丽的战争引发了原先潜藏在社会肌体内部的各种矛盾，这些本来并不一定是致命的，如果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完全是可以从容应对，挽狂澜于既倒的。但杨广是一位诗人气质的帝王，他习惯于用写诗的浪漫情愫来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桀骜不驯的想象力去挥霍权力。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忘乎所以，似乎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神来之笔。而一旦遭遇挫折便堕入颓唐，在一片苍白的绝望中自暴自弃、自哀自怜，心理渐至变态。这种病态人格在他对叛将斛斯政的处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高丽国最后交出斛斯政，是隋帝国三次征辽的唯一收获，也让杨广好歹挣回了一点面子。现在，他要好好地受用一下“胜利”了。
怎么受用呢？在这方面，杨广并不缺乏想象力。且看：
行刑的这一天，兵卒先把斛斯政押到金光门外，然后将其捆绑在木桩上，并用车轮箍住脖子。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
杨广又诏令京师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他们不光是看热闹的观众，而且每个人都要剑拔弩张地充当刽子手。这样既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原则，又渲染了场面气氛。——开始有点意思了。
那么就动手吧。
最先是一批人持箭对准斛斯政猛射，使斛斯政满身中箭而不得立死；接着又一批人持刀近前，一阵猛砍，直把斛斯政砍得肢体零碎，但尸身仍被箍在车轮中。
完结了吧？且慢。
杨广还不过瘾，又下令：“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人肉有什么好吃的？好吃，这是一种“胜利”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