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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闾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善于掌握行动的最佳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正是在这一点上，阖闾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传奇色彩。春秋战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次暗杀事件，其中就有两件是他一手策划的，而且都干得很漂亮。一次是派专诸把剑藏在鱼腹里，在宴席上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王位；一次是派要离去卫国刺杀了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公子庆忌，消除了王权的隐患。吴国崛起，得力于阖闾手下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春秋晚期是个“小国寡民”的分裂时代，也是生命、个性、人格和才华大觉醒的时代。大一统的格局固然很不错，但大有大的难处，首先是统治难，这时候最发达的往往是统治术，而统治术又无一例外地诉诸高压和强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只能产生于“小国寡民”时代，那灿若繁星的精英才俊也往往在这时候脱颖而出。在阖闾那个时代，后来被人们尊为文圣和武圣的两个人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文圣孔丘在北方的鲁国当司法部长，当时还不怎么显山显水。武圣孙武则在吴国主持军队的训练，倒是干得有声有色。他不但向长于水战的吴国军队传习北方的车战射御之术，而且把中原文化中的冷静和早熟融入进江南文化的浪漫情怀中。例如，为了严明军纪，连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也被他砍了脑袋。两颗美人头挂在宫城前的演兵场上，淋漓的鲜血涂抹成《孙子兵法》最初的篇章。和孙武站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悲剧英雄伍子胥，这位楚国的叛臣来到吴国后，就向阖闾提出了“三师以肆”的对楚用兵战略，即以分兵骚扰的战术消耗对方，在积极的拉锯战中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最后选择有利时机给予决定性的一击。这样，到了蔡昭侯求助吴国时，吴国已经具备了对楚发动“决定性一击”的力量，阖闾要出手了。
“带长剑兮挟秦弓，操吴戈兮被犀甲。”长于水战的吴军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由水路进发。这些喜欢断发文身，赤膊跣足的南方汉子生来就是“混江龙”和“浪里白条”一流人物。在水中，他们有—种犹如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的亲和感；水是放纵的、透明的，又是极富于智慧的，它几乎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例如人们与生俱来的对平等和自由的期盼。水中不宜谄媚，更不宜下跪。水漠视你华贵的衣冠和显赫的品级，所有的人在水中都只能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凭借你自身的素质力去挣扎扑腾。水成全了南方女子的千种风情，也成全了南方汉子的万般豪举。背负着夏日的蓝天，用肩头撞开水面，扑向洋洋洒洒的阳光，这是南方汉子生命的浪漫。所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更是他们风神的写照。现在，他们要出征了——他们操着当时各国军队中最锋利的刀剑，个个皆骁勇敏捷，动如脱兔。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遥远的中原和荆楚大地，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这将是他们在此后数十年中旷日持久的远征的开始：他们不知道北方的枳树和南方的橘树是不是同源同种；也不知道北方的籁和他们拨弄的木扁鼓、木琴有什么不同的情调。但他们知道北方有辽阔的土地、华美的宫室和丰腴性感的女人，作为出征的将士，这些诱感就足够了。那么，就把车仗马匹、旗鼓军械、粮秣衣甲，还有庆功用的大酒瓮装入舰船吧。告别了熟悉的江南山水，庞大的吴国舰队启航了。长风万里送远帆，浩阔的江面上旌旗蔽日，鼓角震天。这是泰伯奔吴以来吴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自“西门和约”开辟了由晋、楚两霸共同主宰国际事务四十余年后，吴国终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吴国的都城在姑苏，而楚国的腹地则在汉水流域。吴军伐楚，即使在现代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远征。吴国的舰队从姑苏出发，先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了长江口后即扬帆北上，经历了南黄海的风涛之险，再转棹进入淮河，沿淮水干流上溯至中原的蔡国境内。然后舍舟登岸，从陆路行进至豫章附近，与楚国军队隔着汉水对峙。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细说了，因为对于许多战争来说，过程似乎并不重要，胜负其实早在双方短兵相接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中间，统帅的智慧是决定性的，而那些血流漂杵的大场面不过是这种智慧的演绎罢了。至于演绎得简洁还是冗繁，那是由将士们的素质力和牺牲精神决定的，一般来说与结局无关。但是当我们审视发生在公元前506年的这场吴楚之战时，有一个细节却不应被忽视。战争初期，楚国其实是完全有机会打败吴国的，当时，楚军中有一位姓戌的司法总监，这位戌某人很有军事头脑，即使是站在孙武和伍子胥这样的对手面前，他也并不怯场。但问题是他的上司偏偏是没有头脑，比猪还要愚蠢的首相子常。司法总监曾向子常建议：吴军劳师远征，后勤保障线很脆弱，楚军应避实就虚，以少量兵力在正面和吴军周旋，主力部队则迂回到吴军后方，先烧毁他们的舰船，切断他们的后路和供给，再一举摧垮吴军。应该说，司法总监的这一建议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子常偏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原因则简单得近乎可笑，他怕司法总监抢了他的风头。子常的可悲就在于贪婪，和平年代贪财好货，到了打仗时又贪功邀赏。有这样的首相，楚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楚军先是在豫章失利，接着又在柏举一败涂地，被吴军长驱直入，一直追到郢都。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忠勇且富于谋略的司法总监壮烈战死，另一位大忠臣申包胥则逃往秦国去搬取救兵。而那位因贪婪而误国，罪该万死的首相子常却没有死，他在乱军中收拾细软，跑到郑国当寓公去了，依旧活得很滋润。这种人总是有着足够的生存智慧。
进入郢都后，吴军从上到下都陶醉在前所未有的胜利之中，弹冠相庆自是不必说的。功臣伍子胥迫不及待地忙于复仇，他把死去的楚平王的坟墓掘开，鞭尸三百。而自阖闾以下的大小将领则忙着享受楚国权贵的宫室器物和妻妾女眷，这中间当然也包括楚昭王的大小老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官场上，自古以来的胜利者都是这样干的，女人从来就是一种战利品。说起来，今天这位把老婆扔给人家作战利品的楚昭王，其太上祖母也曾是一件战利品，当年楚文王并吞了息国后，首先就跑到后宫把美丽的息夫人揽入怀中，且带回楚国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的楚成王。但息夫人在楚国的几十年中却从来没有说过话，“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女人虽然身不由己，却也有自己的人格，不说话，就是一种无言的反抗。但尽管如此，这位可怜的女人还是受到了后人的诟病，“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国亡不死，夫辱再嫁，你为什么不自杀殉情呢？这样的评价实在很不厚道。
攻占郢都把吴军伐楚的胜利推向了巅峰，同时也使吴军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在此后的大半年中，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
现在轮到楚国用“三师以肆”的战术来对付吴国了。溃散的楚军在四处重新结集，并组织了抗战政府，用游击战骚扰和阻击吴军。而跑到秦国去求援的申包胥也不辱使命，他在秦国的宫墙前一边哭诉，一边绝食，如斯者七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申包胥哭秦廷”。秦哀公被感动了，因为楚昭王毕竟是秦国的外甥，“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更何况从郢都又传出了吴军将领企图逼奸楚昭王的母亲——也就是秦国公主——的说法。政治联姻的作用现在显示出来了，秦国终于答应出兵援楚，这是吴楚战争的一大转折。
郢都宫殿前的落叶已被寒风扫荡殆尽，随着冬季的来临，吴王阖闾也从当初那横扫千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这里的冬天不像江南，江南的地气中蕴含着温润，犹如丰腴健朗的少妇，纵使是雨鬓风鬟，那韵致终是不减，很难见出憔悴的。在那里，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经霜的红叶亦可以保持几个月的生命。西北风刮过了，雪花也飘过了，原野上的草色顶多不过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着些许绿意的，只待一夜春风就可以苏醒。即使在最严寒的冬日，江南的晴空下总有一种明朗的情调。哪像这里的冬天，一阵寒风就吹尽了满天秋色，冬天说来就来，满眼都是肃杀之景。刚进入郢都时，还觉得这里的宫殿宽敞得很排场，不愧王者气象。待到西风扑面，落叶生悲，却只有大而无当的感觉。特别是夜晚歌舞过后，曲终人散，燃烧的烛火一盏盏地熄灭了，空旷的大殿阴森森的有如古墓，没有一点生气，只有侍卫和宫女的身影鬼魅一般。郢郡，亦如同这里的女人，在被他粗暴地揽进怀里揉搓了一顿后，已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
这些当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随着冬季的来临，吴军的供给日渐困难起来。衣衫褴褛的将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浴血苦战，还常填不饱肚皮。江南那明朗而温丽可人的冬日，已成了遥远的梦境，军队的士气亦有如这里的天气一般，一天比一天晦黯。他们离后方太远，数万大军的日用衣食都得仰仗江南，每一粒粮食，每一寸战略物资，都要历经江、河、海、陆的重重周转。冬日的南黄海无异于死亡之路，淮河也开始封冻了，阖闾只能求助于北方诸国，这些国家对楚国的怨恨由来已久，但自己又不愿出头讨伐楚国，他们当然有义务援助吴国。但人家既然没有对楚国公开宣战，援助便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暗箱操作，即打着援助蔡国的旗号，先把粮食运到蔡国境内。到了第二年的夏季，随着战局的糜烂，这种援助也达到了高峰。《春秋》经文中因此留下了这么一句看似没头没脑的记载：
夏，归粟于蔡。
在郢都的宫殿里，阖闾吞咽着盟国提供的品质很差的陈年谷米，批阅着前方战事吃紧的奏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当初的心雄万夫和气吞万里都化作了眼下痛苦的思考。他曾无数次对着地图上那个令人沮丧的“匚”形发呆，那是吴国伐楚的进军路线，也是后来的后勤运输线，两条横线是长江和淮河，右侧的竖线是风涛莫测的海上航程：这似乎是上苍的安排．自远古以来，人们就见惯了日西落，水东流，泱泱吴楚，沃野千里，竟没有——条河流是南北方向的。如果江淮之间有一条便捷的水道，吴军何至于要兜这么一个“匚”形的大圈子？又何至于傻乎乎地跑到南黄海去受风浪之苦。天不助吴，时乎？命乎？
阖闾的叹息中透出一种历史的无奈，而所谓历史的智慧往往就隐藏在由这种无奈而引发的异想天开之中。也许就在这时候，一条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开始了它最初的构想。
吴楚战争历时一年，最后以吴国的失败告终。从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