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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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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康生的“创造”。党中央一再指出,不要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而康生却公然说,要用一切办法弄到口供,“咱们逼供而不信”。当任粥时同志批评说:“不信,为何要逼供?”康生则向工作人员布置:“不管他,编假口供,也是犯人的心里有话想说,想说就让他说吧!”
在诱逼之下,得到了一些编造的口供之后,康生对干部说:“犯人供出这么多的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继续追查呢?”有的干部问康生:“交代好的,是否可以宽大释放?”经他一解释,完全变成了骗人的手段。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代不清楚,交不了卷吗?”他还教给别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他永远答不完!”
采取这么一套办法的结果怎样呢?
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成风,追比例,达指标成风。一人被逼,顶不住,受不了,便相继株连。特别是康生让每人怀着敌情观念残酷斗争,又怀着菩萨心肠进行抢救,说真话按敌人对待,说假话,笑脸相迎。于是说假话、假坦自成了光荣。绥德师范的一个年仅十六岁的男学生叫马逢臣,手提一包石头,在“坦白大会”上交代: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在坦白大会上说:她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康生非常得意,他认为这次反奸工作“创造了新的路线”。劝说的方式,有大会劝、小会劝、硬劝、软劝、苦劝、集体劝、个人劝等;斗争的方式有硬的、软的、虚的、实的等。1劝不成,就完不成任务!有的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被逼疯者有之,被迫上吊、投井、跳河者有之。所谓“顽抗”而长期被关押者更多!“特务”如麻,草木皆兵。
没有一个机关纯洁,没有一片土地干净!象牛魔王祭起的妖风,一下子刮来了数不清的大批“特务”!康生庆幸着自己胜利的丰硕成果,而受害者的苦难和领导者的麻烦,都作为遗留问题摆在广大干部面前。
混乱和不安,捕人和自杀!跟延安的革命气氛极不相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广大干部都不能不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疑问。党中央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正当康生兴致勃勃地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任提时同志了解了逼供信的严重问题,并听取了“坦白”者和关押者的意见,1 见康生1944年3 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一文。
及时地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提出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当周恩来同志听到关于所谓“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么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康生:“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
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康生的一套“左”
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央的决定而得到完全制止。康生却利用了决定中提出的,“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等提法,而把审干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就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报道这个大会的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决定精神的。可是,康生却将绥德大会的方针、方法全面肯定,并指令将这一材料印发各个中央局,以推广绥德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批转这份材料时说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成了以后肃反工作的重要方针。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的贯彻,才制止了康生在审干肃反工作中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抢救运动”持续数月。扭转这一阶段错误的甄别工作,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的。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精神进行甄别,结果证明,按照康生部署的一套做法,所挖出的特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搞错的,是冤、假、错案,这些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抢救运动”时,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的“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抢救或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区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在甄别平反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他是发号施令的。可是,主持抢救运动的康生,始终未作半句自我批评。
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大发展,大大推广了。十年内乱不正是“抢救运动”的重现吗?在延安曾经被他点名的“特务”,“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被他“关照”,再一次被关进监狱。象曾经被他封为第一个被抢救的典型张克勤同志,就是其中一例。一九六八年,康生在北京接见甘肃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省的张克勤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应该抓住不放”,“甘肃地下党再有三十年也搞不清楚”云云,于是张克勤又以“大特务”的罪名关押了起来,并把张克勤开除党籍和公职,投入牢狱,其根据就是康生在延安搞的那些假材料!一直到康生死去,“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张克勤才又一次得到解放和平反。许遇之、杜征远、肖煌、彭尔宁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看,抢救运动经三十五年之后,被诬陷而受迫害的同志,才能真正平反,还其本来面目,也才能了结这桩历史公案!
第十二章在土地改革中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不满和义愤,却没有引起康生本人应有的检查和应得的教训。不过他依旧仗势压人,在延安,在党中央机关,确实不灵了。特别是党的“七大”之后,他的“威风”随着他的实际权力的缩小而大大降低了,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要他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到群众中去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同本本上的一样,老坐在上层发号施令,不会不跌交子的。中央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之后的十年,康生就离开了党中央机关。正是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须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指示指出:“解决士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未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异常光荣的,是难得的锻炼时机。谁都知道,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并不象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从城市到农村,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到农村领导农民,以农村为根据地,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在中国从事革命,如若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的要求,也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便不懂国情,不懂中国革命之路,就算不上懂得革命,当然也不会了解毛泽东思想。康生,长期以来看重权势,无视真理,离开中国实际,自以为最懂革命,学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一套。
其实,他到一九三七年为止,还未曾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他虽然到了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工作。所以,他根本不懂农村。现在中央决定让他去农村了解情况,参加土改,这无疑为康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改造的机会,以便让他去掉那些同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的恶习。
康生参与农村调查和土地改革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去陇东地区搞了一次农村调查。第二次,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
月去晋绥地区搞了一次土改试点。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第四次,是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到山东省渤海地区又搞了一次土改复查。前后持续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实际在农村不到十个月。
现在让我们看看康生是怎样活动的吧!第一,陇东调查。
陇东调查是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委托,前去了解实行土地公债情况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成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返回。来回途中走了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时间虽短,但对康生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他自一九二五年参加党以来,已有二十二年,要说接触农民这还是第一次。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多多了解情况,好好了解中国农村,以弥补自己的严重缺陷。然而,他却以农村工作的行家自居,所到之处,夸夸其谈,大发指示。不仅如此,回到延安还大作报告。
二月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康生就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了他
陇东之行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四条结论:(一)“土地是一切工作的重要
环节“;(二)当时土改运动中主要倾向是”与地主妥协的情绪“和分配土地上的”富农倾向“;(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四)”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二月八日,康生特别作了一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武断地说,整个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与地主妥协的右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大讲上改问题。他说: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进行;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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