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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蒋梦麟的家庭计划言论不仅违反“反攻大陆”的基本政策，所以这个工作明的方面市政府不能做，改由民间配合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来做，经费来源主要是市政府用其他名义编列假预算及美国经农复会的赞助，部分来自民间募款。
在人员方面，政府也不敢正式编制工作人员，只在省政府设立半官方的人口计划研究所，积极推广家庭计划。并以约聘方式在各乡镇区卫生所配有1名家计人员，在县市卫生局配有家计指导员，卫生所编制内医护人员要配合家计工作，在1968年5月2日正式公布实施家庭计划，台湾行政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推展这项家庭计划工作。
当时负责推广节育政策的许子秋说，“家庭计划一开始是不能说的秘密”，后来升任卫生署长的他认为推动家庭计划必须突破政治禁忌，但因为当时期待能“反攻大陆”，需要源源不绝的兵力，民间又存在“多子多孙多福气”、重男轻女的观念，孩子生得多却累死许多妇女与家庭，因此台湾行政当局不敢高喊“家庭计划”，不敢叫大家节育，只好挂羊头卖狗肉，把节育包装成“孕前卫生”，就连分发避孕器和保险套工作也都委托由民间的妇幼卫生协会推动。
首批“孕前卫生”工作员认为，节育最大的障碍是公婆，对方一听说是叫媳妇不要生孙子，往往恶言相向，甚至马上将工作人员赶出门。
但是蒋梦麟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仍积极推广人口计划，他改与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合作，以民间性质去推行他的理想。1964年家庭计划正在如火如荼规划之际，他却因肝癌逝世，使他的计划颇受影响。
不过，由于早年台湾卫生及医疗环境不佳，霍乱、小儿麻痹等疾病盛行。当时，台湾“避孕之父”许子秋博士在蒋梦麟的感召之下，为了有效抑制染病人数，降低台湾当局的负担而坚决提出人口节育计划，在当时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的政策下，主张节育和人口控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与眼光的，他说：“当时是一项很冒险的举动，轻则丢官，重则没命。”
1964年协会成立，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毕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当时台籍专家许子秋博士就说：“这可是会被砍头的工作！”许子秋在这方面的表现受到国际重视，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到亚洲各国支持人口节育的指导工作。
台湾搞“反攻大陆”离不开洋人，搞节育更是与洋人有关，洋人的态度决定了台湾的命运。国民党政府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提倡的是鼓励生育政策，理由虽然是三民主义的“民族繁衍”，不过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反攻复国”所需要的“生聚教训”。但是，当时美国的东亚战略部署是维持区域权力平衡：国民党政府被设定的位置是“反共”围堵圈的前哨站，而不是挑起“反攻大陆”的战争。
一开始这个“反共阵营”所需费用是由美国无偿性的援助来支持，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下，东亚各国不但要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围堵阵营，以减轻美国的援助负担，而且在日后还可以转化为接受美国投资的国际加工基地。
台湾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接受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台湾每年生产毛额的5％到10％，占固定资本投资的42％，在国民党政府当时每年26％的赤字支出中，有90％是由美援拨款所抵销的。
所以，与土地改革的逻辑一致，当时台湾家庭计划的节育政策目标也是希望将台湾改造成为一个能够在美国主导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半主权政权。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要提高台湾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为支持一个工业化部门提供资本与劳力的话，那么，家庭计划就是要由降低新生的依赖人口来减少消费，以提高人均资本之累积，尽快促进资本主义在台湾的繁荣。
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目标与国民党政府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是要“反共复国”，而美国则只是需要台湾当局“反共”而不“复国”。这经常造成双方在使用对华美援的争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国民党官员尤其愤怒美国透过援助对其防务支出进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家庭计划所遭遇的主要困难就是“削弱军队实力”。
当时台湾有关主管机关的老委员对家庭计划甚至于杀气腾腾地痛批“殖民主义之节育运动，不容在中华民族范围内推行”、“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总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质疑“官方正明目张胆否定中山先生与今‘总统’再三昭示之生聚教训”，“此种违背政策之节育运动，实为亡台灭种之运动，是否应予查禁？”，甚至于要求“查就此次‘人口问题案’中官民之刑责”。
老委员的这些质询在今天看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是它其实透露出一个重大的讯息，那就是当国民党政府最终在1964年将家庭计划正式列入台湾建设四年计划时，国民党其实已经接受现实状况，逐渐放弃“反攻大陆”的准备。那么，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美国主导下的节育运动是如何突破台湾原先的激烈反对，最后逆转为台湾当局全力推动，社会也会热烈拥护呢？
当时美国虽然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三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都享有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但是面对岛内反对节育的声浪，特别是背后的政治敏感性，采取的却是更加曲折委婉的“以大事小”的转进策略。
美国固然高级别地通过美援主要单位——经合会（经建会前身）与农复会（农委会前身）游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首长，成立了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补助推动“孕前卫生”；但是遇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激烈抵抗时，则转进到公民社会的层次，由农复会相关干部与学者专家成立民间组织或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家庭计划协会、“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台湾人口研究中心，并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继续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来。
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家庭计划所需的人力资本，整个台湾人口学者养成训练，对人口资料进行整理与实证研究，更是在美国的学者John Baker、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Gee W。 Barclay、纽约人口局总裁Frank Notestein、Ronald Freedman等人推动下而奠定基础的。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在美国的强力要求下，公布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条例》，将当时还在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台湾经济，转变成为出口扩张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配合这一转变的是美国资本与技术的流入，以及美国巨大市场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开放，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快速的经济成长。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速下降，伴随着发生的也果真是家庭计划宣传时所允诺的经济成长。
所以，台湾的节育政策是由宏观的区域战略布局加以定义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虽然遭到台湾岛内有关部门的抵抗，以及社会的茫然和冷漠，但是从对台湾当局的施压，到成立民间组织，贯穿到家户的访视与避孕工作的推动，以及支持这三个层次所需要的人口学训练与数据建立，到最后与人口政策相配合的土地改革、农工部门的资本转移、出口导向工业化所带来的快速经济成长，人口计划经过漫长的萌芽期，蒋梦麟终于盼到了实验期。
如前所述，1959年4月13日，担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呼吁政府重视人口问题，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台湾当局才被迫在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口号为“实施家庭计划，促进家庭幸福”。
1967年，台湾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1969年，台湾当局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从1971年起，台湾当局的高层才觉悟节育的重要，指定每年11月成为台湾“家庭计划”扩大倡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口号。过去五十多年，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地缓和了人口增长压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这都要感谢蒋梦麟等先知。
名作家柏杨坚决赞成节育，他办杂志曾与“卫道之士”展开非常精彩的笔战，也因此被保守派恐吓过。他形容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靠的就是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之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
就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全国哗然，一方面是因为此举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洋学堂的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起初多半是恐惧。
他说，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文章。他抄录了三位反对节育的代表的言论作为例证，因此吃上了官司，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去了台湾。廖维藩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他早年曾吸引会员150余人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届“立法”委员。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他年轻时头脑开通，到了老年却守旧得厉害。他于1964年9月18日，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质询，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台湾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特向台湾行政当局提出质询。”
柏杨说，这篇奇文，曾让他及他的朋友们哭笑不得，因此常拿出来与朋友一同欣赏。
首先，看了廖维藩先生的大标题，若“不肖之徒”，若“断绝其生育”，若“亡人国”，若“灭人种”，若“危害中华民族”，若“事机迫切”，一串连珠炮，把人心都轰出嗓子。柏杨称：“此之谓先声夺人，先把对方弄迷糊了再说。”
廖维藩的质问曰：“中山先生及蒋公均反对节育运动，皇皇训示，公诸天下，昭昭在人耳目，台湾人宁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