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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做“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23）
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在官员任期上也相当严格。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24）。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
这套干部制度的真正利弊之处，在短时间里很难看出来。一眼看上去，它对于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权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赵匡胤求仁得仁，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套东西与其它的因素相结合，不停地同时在几个领域里演化，最后，终于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孕育出了一些或者特别奇妙，或者特别怪异的果实。这可能就远出于赵匡胤的预料了。
譬如，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为了适应这套官制的运行，势必会有一些人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随着一年年加入官场的新鲜血液，这些闲官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由此生出的一个怪胎就是相当困扰帝国的“冗官”问题。
这套制度与其他因素结合后的另外一个衍生物则极其美妙。
此时，一个宏观因素，可能在这个交互作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转型时期行将完成之际。这一转型时期从盛唐开始，而到赵匡胤的北宋前期结束。从此，中国社会由门阀世族占据主导地位，变成世俗地主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南北朝时代，萧衍当上皇帝时，曾经放出狂话：“我自应天从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意思是：我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关天下士大夫们屁事？可见，那时改朝换代，仅仅是大门阀贵族的事情。经过武则天时代的清洗，特别是进入晚唐和前不久的五代十国以后，门阀贵族们的高贵家世，恰好成为割据者和叛乱者们敲诈勒索、荼毒杀掠的对象。经过长期战乱，到北宋前期，那些尊贵的传统世家几乎被消灭殆尽。因此，北宋必须通过科举制度大量开科取士，才能获得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材；这又使科举制度迅速完善并且规范，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重要途径。有唐一代，宰相绝大多数出自门阀世家；到北宋时期，从赵普开始，“白衣卿相”大比例增多。布衣寒士、平民百姓通过科举一途大量涌进官场，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代再也不是仅仅与豪门贵族有关了，地主、商人、市民阶级在茁壮成长；一幅《清明上河图》，把这个新兴的社会，描画得清清楚楚。赵匡胤无心插柳柳成荫，用自己完全基于“卧榻”情结的设计，明显加快了这个社会的巨大转型。于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喜欢说的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者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衰成了关乎天下士大夫的事情。
这个大背景，可能是我们理解宋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还有市井或者市民文化的重要线索。而赵匡胤设计的制度，相当严丝合缝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强力催化剂，催生和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发育。
或许和赵匡胤仗义疏财的个性有关，或者和他的赎买政策有关，北宋帝国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里最为丰厚的。据说，与明朝官员比较起来，大宋帝国官员正式的平均收入可能会高出几倍甚至达到十几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帝国官员们的收入是以官、职确定的，没有获得差遣对于收入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获得差遣的职事官，也只有那些放外任的才多增加了一些“岗位津贴”而已。
因此，经过长期积累和交互作用，产生了至少两个方面的直接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北宋时期庞大的、只拿钱不干活儿的冗官队伍；有史料说，在当时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
另一方面，这些已经跻身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们，他们既有钱又有闲，数量相当庞大，肯定是帝国文化素养、消费能力和时尚方面创造力最高的那一部分。于是，他们以自己的存在，全方位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任何对此抱有疑义的人士，不妨在晚唐、五代十国与北宋年间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徜徉、比较一番，陶醉之余或有心得。
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制成为有宋一代经济文化繁荣的巨大培养基之一。
与政治制度的设计比较起来，赵匡胤所设计的军事制度，对大宋帝国的影响同样或者更加既深且巨。
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其具体做法是：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掌管。举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率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25）。
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的话，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他需要克服的障碍实在太多了。从此，除了南宋初年之外，赵家天子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黄袍加身式的兵变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指挥体系，运转起来滞重缓慢无比，没有什么效率可言；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故意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也使部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无从谈起。不但无法形成强大攻击力，就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这还不算完。大约是前不久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恶劣的缘故，或者是他们拥戴赵匡胤当皇帝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大宋帝国开国不久就实行了彻底的以文制武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将所有武人全部假设成潜在的坏蛋，然后，不许他们担任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他们必须在文职官员的领导下工作。因此，终北宋一朝，枢密院的一把手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曾经由武官出任，其余时间全部由文臣甚至宦官掌控；各级部队的统帅，也由文职人员或者宦官担任；职业军人即武将，则必须在文官的节制下指挥军事行动；哪怕在战术单位，也是如此（26）。
这就太过分了。
这种明显乖张的做法，事实上令文职人员与职业军人同时受到了伤害；而受伤害最大的则毫无疑问是帝国及其军队。我们知道，真理只要走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在这一点上，赵家天子走得太远、太过了。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上述因素和太祖制定的募兵制度相结合之后，是如何导致帝国军队的疲软不振的。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帝国军队在对抗外部挑战时，动不动就溃不成军了。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与以文制武政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则是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的赵匡胤，却开创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顶峰时代，与他制定的这些基本国策显然是分不开的。
当上皇帝后，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采用了许多手段笼络武将，但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