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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礼”
清王朝末年维新运动的失败，就失败在只崇拜洋大人的自然科学，而瞧不起洋大人的人文科学，只惊叹洋大人的楼盖得直冲霄汉，可真高呀，认为我们只要有砖头有石灰，照样可以盖得那么高，忘了该高楼底下还有结实的地基，高楼里面还有中心精神的钢筋。结果是在沙漠上盖，盖着盖着，有的盖了一半就塌啦，有的好容易支持到落成典礼，只听嘁哩喀嚓，宾主一同，砸得皮破血流。
酱缸蛆心时所以别扭，大概觉得中国乃礼义之帮，不但是礼义之帮，而且是最最古老、圣人又最茂盛的礼义之邦。关于这一点，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意，想来孙观汉先生也会照样同意。盖一则是自尊心使然，二则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比不上印加帝国外，我们固是古得很也。问题是中国的礼和中国的义，到了今天，似乎只书本上才有，或只在圣人言论集上才看得见，呜呼，中国似乎只是文字上的礼义之邦，在现实生活上，却硬是冷漠之邦、猜忌之邦、粗野之邦。
五六个月前，《自立晚报》一连两天，登有简真先生的一文：《我们的礼》。一字不易，照抄于后：礼含有遵守秩序、循规蹈矩、彼此互相尊重等等，愚意中国自古对礼即非常重视。孔子在政治上主张：“道之以正，齐之以礼。”君子更要博学于文，系之以礼。人若不知礼，例“无以言”。故他老先生问他的爱子鲤：“学礼乎？”教他说：“不学礼罗马晚期杰出的讽刺作家，无神论者、原子唯物主义哲学家。，无又言。”又列举了好几种无礼的毛病，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刑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对于人的重要，于此可见。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礼又如何呢？很多人都说文化复兴不是复古，但依照我个人经验来说，至少对于礼这部门，实在需要大大地复古才行。谓予不信，且让我把身历躬逢的事实，列举一二，以证吾言之不谬。
为了申报户口，我走进镇公所，一进门，先向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员恭问：“办户籍在哪里？”那位大员正其色而高其视，爱理不理地把头朝左一转，面部冰冷，毫无表情。好在我还甚聪明，顺势往左移动。对，这里招牌高悬，大书某某里，里面正坐着另一位大员，在俯首检阅公文之类的东西。我便向他报告要申报户籍，同时我将我的证件呈奉上去。那大员头也不抬，一面接过我的证件，慧眼一瞥，随手抽出几张表，向桌面上连打带推地，“砰”，接着就是一声“嚓”，表和证件一齐到我面前来了。
我拿起来一看，虽不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但很明白地，在此时此地是无法完成这项大业的，于是拿起表来的政策，主张实行以均分土地为内容的科田制。著作大多失，立即向大门跑去。走出了大门，才吁了一口气，心里不禁暗自叫道：“礼乎，礼乎，这就是中国人的礼。”
镇公所是衙门，可是你有求于它的，户籍官显显气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照常理说，商店是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的目的在赚钱，而赚钱的对象自然是顾客。顾客上门，不但无求于他，而且是送钱给他的，依此类推，商店里的店员对于顾客之来，总该笑脸相迎，礼貌备至才对，然而不然，我就常常拿钱去买晦气。有一天，在（台北）中华商场对面的一间中型的百货公司，门外大书：“水渍货，大廉价！”当时我因需要三件背心，便踱进去看看。前面柜台上高高地站着一个小姐，大约是因为我看的是水渍货，她先就瞧不起了，及至我拿起二件问价，她的眼珠忽然向上一翻，黑珠子翻成了白蛋壳，同时又向左一扭，好容易才说：“一件十二块！”我真不敢相信她竟是一个售货员。
某大公司为着招徕主顾，颇久以来，便有猜色还本的玩意，我常常去那里光顾，但我并不是贪图还本，而是喜欢它的不讨价不还价。我自认我的还价本领太差，在别处总是吃亏，再精明也耍不过这些商人。所以我到那里买东西，很少去猜色，原因之一是我买得并不多；之二，虽云仅仅六色，但交互重叠起来，六六就是三十六色，谈何容易。有一次，同朋友去买一把电茶壶，三十四元，给了钱，接回发标，拔脚向外便跑，朋友却怂恿我去猜猜色。恭敬不如遵命，便去猜了“蓝黑”。第二天一看，果侥幸而猜中，便去办理还本手续。我的天！想不到竟和我申报房籍一样地麻烦重重，那主持的小姐显得非常庄严地要我写住址，填身分证的号码，生怕我是冒充而来。这先给了我一个不愉快的感觉，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其实我明知这是商人推销货物的一种手段，绝不会拿钱来还本的，但我故意问那位庄严的小姐说：“哪里拿钱？”她的面立刻一扁，嘴一尖，表现非常不屑的神态说：“换货去！”我说：“我不需要什么货呀！”她的面绷得像鼓面的牛皮那样紧，眼睛一斜，伸手一指，仿佛在向我发布命令地说：“换吃的吃掉它！”我又冷冷地说：“我也不吃什么。”她睁圆着双眼，眼球朝上一滚，怒气冲冲地说：“丢掉它！”同时全身立刻向后一转，就是一百八十度。我只得自认倒楣，夫复何言！
上举两事，仅是诸例中之二，类此情形，几乎到处可见。这便是我们的礼！
商场如此，学校乃教育机关，教师当然谆谆以和教其学生，学校总该都是彬彬有礼的了。可是，假如你真作如是想，那就大错而特昏。我不但在学校里，亲眼看见教职员对来访的学生家长或宾客的傲慢态度，更曾亲自碰过这种钉子。原因是为着一个侨生的宿舍问题，特地到他那学校去拜访他的训导主任。我踏进办公厅，训导主任不在，对面左边一位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俯首检阅抽屉里的文件。我走向前去，低声下气地说：“请问训导主任在吗？”那位老师的架子的确大，一如镇公所的户籍大员，连头也不动，声音却非常雄伟地答道：“不知道！”我又问：“他上课吗？”这下子他更粗声壮气地答道：“那我不知道！”很遗憾，我始终无缘瞻仰一下这位老师的尊容，因为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来。这便是学府的礼！我只得自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到处碰壁，简直是咎由自取！类此情形，我的朋友，也曾经在省立学校躬逢其盛。呜呼！教育云乎哉？
此外如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人民团体的工作者，大多有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对登门造访的人，凌厉难堪。我有一次到某报社去，也曾经受到同样的待遇。至若公共汽车上的车掌、司机，以及火车站和火车上的服务人员的那张面孔，论者已多，毋庸多赘。我们今天虽尚不至于礼崩乐坏，但对礼这部门，需要大大地复古，实已无可置疑。
简真先生的文章到这里为止，我们也抄到这里为止。用不着打听，准有人厉声高叫曰：“这不过只是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呀。”也用不着打听，说这话的准是道貌岸然酱缸蛆。呜呼，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们诚心诚意巴不得它只是局部现象，巴不得只是以偏概全。问题偏偏就发生在这里，它不但不是局部现象，恰恰相反地，它只不过是酱缸里捞出的几匙标本罢啦。如果它真的只是局部现象，真的只是以偏概全，只能怪那几个畜生没有受到人类应有教养，是他们自己的失败，一点也不严重。如果它偏偏是普遍现象，偏偏到处皆然，问题就严重矣。医生老爷发现了癌，必须知道那玩艺要死人，而只轻描淡写地说它只是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使病人高兴得像吃了屁，套句酱缸蛆的话，真不知“是何居心”矣。
简真先生只不过受了点闲气，顺手拈来，随便说说身边琐事。有历史癖的朋友，或干统计调查工作的朋友，如果作一个广泛的调查，恐怕会发现在中国这个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度里，几乎是：女的处处晚娘脸，男的处处猪八戒脸。这脸只有见了两种人才会努力绽开，一种是洋大人，一种是比他更狠的人。洋大人不必提啦，至于比他更狠的人，则似乎已深入脑髓。君不见吵架打架的场面乎？不管大吵小吵，大打小打，憋着憋着，总有一句话出笼，那就是英勇地吼曰：“好小子，听着，我可不怕你！”那就是，不是因为俺有充分的理由跟你拼啦，而只是因不怕你才干上的。只要你能教他怕，他就俯首贴耳，心服口服。你既没啥玩艺教他怕，不要说你是小民啦，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他连眼皮都不会抬。欲不云乎：“不怕官，只怕管！”也就是“不怕理，只怕权！”没权没势的小民，单凭“情”、“理”、“法”三者俱备，他就会发现他面临着的不是礼义之邦，而是野蛮之邦，处处是淡漠和悻悻然的嘴脸。
明哲保身
我们无意非议老朋友“定于一”的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但这政治理想融成为人生哲学的时候，就“非狗咬狗——一嘴毛”不可。“定于一”对当权派真是个好消息，但怎么定于一乎哉？用时代的眼光看，这个定于一的基础应是定于二三四，而不是从根到梢的“清一色”兼“一条龙”。美国总统当然定于一，读过外交史的朋友一定记得该夷开国初期，曾有过国会要跟总统双头马车的争执，国会认为他们才代表国家，甚至还要直接跟外国来往，甚至还要接受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呈递的国书。闹到后来，国会收拾摊子，该“一”乃定到总统先生头上。可是，美国总统在形式上固然定于一，但在实质上，他却是定于二三的——定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定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法院、国会与政府有同样的分量。约翰逊先生是民主党籍总统，他如果要来个连根带梢的定于一，把共和党朋友全都逐到阿拉斯加，或者是把国会议员全都以叛国罪杀了个一清二白，他不会有今天，美国也不会有今天。
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国，国王老爷固然高高在上定于一，但首相却是定于二三的。保守党上台，没有把工党杀光；工党上台，也没有说保守党挑拨政府与人民间的感情，一网打尽扔到大西洋。夫人类最高的情操，是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允许反对意见的存在。这就跟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酱缸里，酱缸蛆成群结队，别瞧酱缸蛆对时代的进步和对灵性的追求麻木不仁，可是对任何反对的意见，却像台湾痒，敏感得很哩，非刀光血影定于一，就睡不着觉。
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思想构成一个不会合作的习惯反应。再加上现实的因素，添枝添叶，遂更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舌头上说的比黄莺唱的还好听，气质却仍是千年老痰。昨天接到吾友王陶陶女士从遥远的沙巴来信，感慨曰：“这里的中国人，你倾轧我，我倾轧你，有的见面连话都不讲一句。从台湾来的一些人，我以为应该更亲热才对，谁知道大家都是淡淡的，派系分明，明争暗夺，向祖国打不完的小报告，惹得马来西亚朋友讪笑。”呜呼，王女士是华裔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公民，在中国文化学院读过书，现在沙巴一家中文报馆当记者。可惜她年纪还轻，不知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一定要窝里斗也。
请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