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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全镇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万元，而全镇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就意味着去年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吴镇长，这个数字没错吧？”
见近千名干部齐刷刷的盯着自己，城关镇吴镇长连忙站了起来，尴尬无比地说道：“没错。”
田文建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尽管城关镇全镇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800多万元，但仍不够村、镇两级使用。两级组织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大举借债，去年新增债务900多万，全部都是高利贷。截止去年年底，全镇两级债务总额高达3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
同志们，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啊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城关镇这个一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破产了。政府诚信，权力诚信，然后方可言权利诚信、个人诚信以及民间诚信。毫无疑问，这笔债肯定是要还的。可想还这笔债，除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继续向农民伸手外还能怎么解决？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古人说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和干部就知道把压榨农民获取利益，当成自己执政的手段和目的。以史为鉴，当政府权力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看家本领时，留给农民的可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抗和暴力，一是忍受和消极对抗。
不是我危言耸听，毕竟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无不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现代版的农民暴力抗法事件也无不是官商、官匪勾结导致农民忍无可忍的结果。”
农村问题很复杂，解决起来很艰难。解决不好，中央不高兴，群众很生气。田文建这番发至肺腑的话让曹维新很受感触，竟然把自己的来意忘得一干二净。像乡镇干部们一样坐在那里，想知道田文建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
“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年总收入的3，而咱们县农民负担至少超过60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和襁褓之中的婴儿，都得支付人头税来养政府，也就是养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田文建沉默了好一会，一边往曹维新这边走来，一边哽咽着继续说道：“昨天在三门乡遇到一位七十岁高龄的老大爷，他拉着我的手说，‘田县长，我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龙门江大堤，农业学过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天理难容啊’
许多农民病了，先找赤脚医生，治不好，回头就去请神棍做法事。这不是愚昧，是没钱，是实在没有办法啊这几天来，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太多太多，几乎每个乡都有，每个村都有”
众人的目光随着田文建转移到了后排，这才发现龙江市二号大佬曹维新来了。一个个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目瞪口呆的盯着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见主席台上的其他常委起身要过来，曹维新摆了摆手，异常严肃地说道：“田县长讲得很好，继续开会”
四套班子领导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站在主席台边，像犯了错的孩子被揪到台前示众一般，在党旗下继续聆听田代县长的讲话。
“虎林是**老区，虎林人民是为**事业流过鲜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可我们的许多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老区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对老区人民的呼声置若罔闻，对老区人民的利益麻木不仁，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
田代县长左手举着话筒，右手有力的挥舞着，环视着众人，声色俱厉地吼道：“有的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习惯于发号施令、居高临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群众工作不扎实，见困难就拖，见问题就推，见矛盾就躲，敷衍塞责，应付了事。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解决，甚至放任不管，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有的地方对老百姓长期反映的问题置之不理，能压就采取很强硬的措施摁住，然后是拖，能拖多久拖多久，最好能拖到我的下一任，至于我走了，你爱烧天烧天，爱崩地崩地”
看着田文建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众人意识到这才是“甜瓜院长”的真面目，就在大家琢磨着他有什么动作之时，田文建突然快步走回主席台，重重的拍了下桌子，斩钉截铁地说道：“廉政问题那是纪委的管辖范围，但减负问题我们这一届政府班子责无旁贷。为了将中央的减负精神切实贯彻下去，我代表虎林县人民政府要求各乡各镇、各局各办，从今天起量入为出，年前提交预算，年底接受审计，确保各项经费用到实处。
同时，必须将农民实际负担降到年平均收入25的水平。为了确保这项规定落实下去，县法制办将大量印发、广泛宣传党中央有关的减负政策。谁胆敢再搜刮民脂民膏，那就别怪农民使用中央减负政策这根打狗棒。”
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真要是这么做了，简直就是教农民利用党中央的政策造县委县政府、市委市政府、乃至省委省政府的反。田文建刚刚说完，电影院里一片哗然，连曹伟新都被他这番话惊呆了，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从一个代县长的嘴里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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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百三十九章停职反省
第二百三十九章停职反省
尽管他提出的25与中央要求的5还有很大距离。但相对于捉襟见肘的村、乡、县三极财政而言，却是一笔能勉强维持三极部门运转的经费。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田代县长放出的这颗卫星，让曹伟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机立断的要求休会，一边让秘书给市委书记刘东川通报这一情况，一边把虎林县委常委们召集到电影院办公室开临时常委会。
对于田文建的说法，赵润泽还是打心眼里认同的。对他这种做法，却谁也不敢苟同。早知道他会折腾出点动静，转移南方生物科技集团龙江分公司的注意力，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田文建竟然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农民负担这个大马蜂窝捅。
农民负担降到去年农民平均收入的25，就意味着今年要比去年少征收近8个亿的税费。不但无法向层层摊派下来的市委市政府交待，而且会导致乡村两级部门彻底瘫痪。
市长主持会议，人大常委会主任葛伯华和政协主席吴书成不敢再摆老架子了，腰杆挺得笔直，手里抓着纸笔，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随时准备记录。田文建面无表情的坐在赵润泽身边，一边翻看着叶可凡送来的文件，一边吞云吐雾的抽着烟。
曹维新观察了他近十分钟，这才敲了敲桌子，淡淡的说道：“田文建同志刚才在会上讲的很透彻，可以说是发人深省啊农民和农村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农村不稳，天下难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让老百姓们脱贫致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老百姓的一双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一张张嘴也在等着我们。因此，我不能总想着升官，总羡慕人家发财。我们心里应该装着老百姓仓里有多少粮，兜里有多少钱。努力实践‘有福民享，有难官挡’……总而言之，就是要让老百姓一步一步过上好日子，不让老百姓在背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共产党……”
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过后，曹伟新脸色一正，紧盯着田文建的双眼，接着说道：“田文建同志，在减负问题上市委市政府肯定会支持你，但我还是要求你能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减负方案，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实施。”
什么叫量入为出？说白了就是有多少钱，用多少人，办多少事。这就意味着田代县长因为减负而将自己推到绝大数虎林干部们的对立面。
田文建哪能不知道这些？正因为他清楚的明白，面对这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什幺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狗屁，根本不能形成持续有效博弈的力量。
在他看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选择非常重要。仅靠说真话是不够的，仅有同情心、正义感、良心也是不够的，即使加上自贱式的下跪和自虐式的哀求，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而过活。
这才借着中央减负政策的东风，利用秘密调查南方科技集团这个契机，给官民比例高达1：17的虎林来个“去头掐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口号个个会喊，高调个个会唱。田文建可不认为曹维新真会关心农民，事实上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放眼整个龙江，真正心系农民的也就黎志强一人而已。
见众人齐刷刷的盯着自己，田文建干咳了两声，异常凝重地说道：“曹市长，我们99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0元，98年农民上缴的各项税费总额占上一年人均收入的183～261，是中央规定不超过5的36倍，大大超过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还必须贴上外出打工赚的血泪钱。负担日益增加，粮价格逐年回落，就这样粮食系统还不按照国家保护价征收。
说句不中听的话，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最的沉重包袱，曾经为之欢欣鼓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成了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
剪刀差、二元化，让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出生在集镇或城市，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中央都束手无策，我这个小小的市长又能干什么？曹伟新暗叹了一口气，冲田文建压了压手，示意他坐下说。
“前几天下去转了一圈，所见所闻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田文建点上根香烟，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唐明乡遇到一个种粮大户，他告诉我去年种了30亩地，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倒贴了2000多元。
了解完近几年来乡里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情况才知道：95年早稻、中稻和晚稻的保护价每百斤分别为60元、80元、82元，97年的保护价分别为55元、65元、65元，而去年的保护价分别为47元、54元、54元。
同志们，这只是保护价事实上我县的收购价从未超过40元。丰产不丰收，种得越多赔得越多，长此以往谁还会种地？”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无非是负担重了和粮价低了。虎林县左右不了粮价，最多只能按照国家保护价收购。毫无疑问，田代县长盯上负担这一块了。
曹伟新放下纸笔，与赵润泽对视了一眼，随即淡淡地说道：“接着说，接着说。”
“三门乡农民丁木喜告诉我，去年他家没有种果树，也没有开鱼塘，养了两头猪还没有卖，却交了96元的农业特产税和35元的生猪屠宰税。开始我还不相信，接着走访了几户后才发现乡里有规定，家家都要交特产税和屠宰税。
就这个屠宰税，一头没养的按一头交，养一头的按两头交，养两头的按三头交，反正你得交。大过年的，老百姓碗里都没几块肉，还要交屠宰税，这叫什么道理。”
田文建越说越激动，干脆站了起来，围着会议桌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