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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下雨，无论天寒天热，他们每天都扫，一笤帚一笤帚仔细地扫、认真地扫。在单调孤寂的
囚禁生活中，这仅有的一点劳动，竟成为他们的一种需要，成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不
过，扫院子再怎样用心，也只有那么多的工作量，除此之外，父母亲就只有坐在屋子里，看
书、看报、听广播，或者静坐沉默。
为了节省，两年之中，他们没有添置任何衣物。父亲有一件羊绒开司米毛衣，还是刚刚
解放上海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晓给他买的。穿了二十年，肘部已经磨破，怎么办呢？
母亲会织补毛衣，她找了一些颜色差不多的毛线，把粗线破开，变成像开司米那样细细的
线，然后用针穿上线，用织毛衣那样的方法进行织补。那么大的一片破洞，经她一补，竟然
和原物所差无几，不知道的话，一眼都看不出来。还有那些破损的边角，母亲也都细心地一
一补好。这件又破又旧的灰毛衣，就这样经母亲的巧手织补一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父
亲一直穿着它，有新毛衣也不肯换。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节省，要知道，这件毛衣上的一针一
线，都记述着那被囚禁的日日夜夜。
到了晚上，院子寂静漆黑。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点一盏昏暗的小灯。父亲无言无语，闷
坐抽烟。母亲先是看着他抽，后来也跟着抽了起来。为了节省，她只捡父亲抽剩下的半截烟
抽。父亲知道母亲心脏不好，劝她不要抽，说：“现在你的烟瘾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
母亲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我马上就不抽了。”
这种囚禁的生活虽然难过，但可庆幸的是，他们总算没有像别的“走资派”那样受到残
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父亲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并不是什么侥幸。还是前面所提到的
那个原因，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安排。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对其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
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
手。到了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虽然仍
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错误地批道：“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
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
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
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
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
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在私
人之间，毛泽东却似乎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这是为什么？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
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
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
准备着什么？毛泽东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测啊。
按照毛泽东的预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的事
情，的确是又多又快又混乱。
继“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之后，3月，掀起全国范围“抓叛徒”的风潮，无数无
辜者被诬蔑和定罪。4月，报刊上对刘、邓，特别对刘少奇的批判大大升级。6月，打、砸、
抢、抄、抓的歪风泛滥全国。中央不得不发出进行纠正的通知。7月，林彪提出抓“军内一
小撮”，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打倒。同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致使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
级，大规模流血事件频频发生。8月，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发生了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
处等一系列涉外事件。
到了这时，全国上下，包括军队的各级干部大批倒台，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各派造
反组织相互争斗，大规模流血武斗不断爆发，工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生产持续下降，全国
陷入大动乱和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从7月到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巡视之后，他非但丝毫没有感觉到
事态的严重，反而发表谈话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
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
众。”
毛泽东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的预言的实现，看到了真正的“天下大乱”。天下大乱，
既然要乱，就要彻底地乱，翻天覆地地乱。
毛泽东曾经自我剖析：“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
气，是王者之气，是霸道之气；猴气，是斗争之气，是造反之气。集此二气于一身的毛泽
东，极其典型地融合了因二气而造就的双重性格。他既是主宰者，又是造反者。他以主宰者
的身份，发动了造反运动；又以造反者的身份，达到了新的主宰境界。环顾古今中外，毛泽
东，只有毛泽东，可以以这样不同寻常的性格和方式，去造就和追寻他那不断“革命”的理
想。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永远的强者。他的所想所为，不可以常人而论之。也许，这
就是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巨大的差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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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8）
作者：毛毛
第八章
狂涛中的一叶孤舟
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姑且不
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的“宿命”。但
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
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
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
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
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
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
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
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
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
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
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
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
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
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
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
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
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
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
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
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
看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
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
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
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
是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
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手里，要
用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
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
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
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
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
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
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
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
点，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中
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答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
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
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
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
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
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