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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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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 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 “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41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朥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 《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7)   
  一对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镇上去避难,虽然是逃过了死劫,但姐弟俩的父母却被日本兵所杀,尸首丢进垃圾坑。 
  在垃圾坑里,一共有16具腐烂的尸体 
  今年58岁的曾耀华对笔者说,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后,日本兵是要缴械的话,她会拿锄头去锄他们两下。 
  也许有人读了,会认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笔者听了,却觉得她太过慈悲,出于妇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尸四命无辜死在日本枪尾刺刀下。回忆惨痛往事,气正在心头上,为什么不说拿机关枪去扫,以消消心头之恨。 
  45年前,曾耀华只有13岁。她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住在森属柔河(Johol)马禄园的一排公司屋里。 
  马禄园是一家英国人园址,里面另外住有曾耀华做包工头的叔公两公婆: 曾德孝和妻子谢氏,以及其他11个工人: 周明琛、李关成、王汉超、黄意昌、萧文、林飞、林润、吴充、吴业、谢才和亚宏。 
  母亲有身孕 
  1942年二三月间,柔河街上开始出现日本兵,一队约20人。 
  名字叫吴大的孤苦老人,当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杀人的情况。 
  在日治时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宁静无事,曾耀华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间咖啡店避过灾难 
  曾耀华的父亲曾繁英也是胶工,母亲童氏则在家里照顾孩子。由于听到局势很乱,夫妻俩便商量着叫大女儿曾耀华,白天带着一个5岁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暂时避一避。 
  只留下一个2岁的弟弟曾祥发,由父母亲带在身边。曾耀华的母亲,当时已怀孕在身,下个月就要临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乡人曾祥章打理。曾耀华叫他做哥哥,姐弟俩白天就住在店里头。 
  每天清晨6点出来,到了下午5点才进去。 
  头尾一共出了三天。当第三天下午4点多,曾耀华带着弟弟又要回到马禄园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一个单身汉工人,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大家是认识的,他劝曾耀华千万不可以进去,并告诉她里面日本兵杀了人。 
  13岁的曾耀华,自知自己和5岁的弟弟是逃过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亲、大腹便便的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却是从此永别了。 
  13岁和5岁,都是天真烂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欢的宠爱与幸福,即将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虽说往后三年里,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内心的失落与孤寂,才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痛苦。 
  杀人像杀鸡 
  曾耀华回忆说: 无父无母,寄人篱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马禄园杀了人一个礼拜后,警方才准许曾耀华和曾祥章进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区内,先后杀死超过一百多人,图是卢有明等前往观看其中的一堆蒙难者之墓。 
  只见16具尸体,横七竖八地丢进垃圾坑里。尸体已呈现高度腐烂,再也无法辨认谁是谁。过后,曾祥章只好出钱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于当时没有立碑,再加胶园也不知翻种了多少次,现在是没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华对此深感自责,只恨当年年纪小,不懂做记号。不然每年清明节前往拜祭,也可以略尽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乱杀害曾耀华一家三尸四命,她心中的积恨不是那么容易平复的。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一家人平白无辜被杀死,天理何在?她认为日本政府该赔偿孤儿的损失才对。 
  日治时期,曾耀华吃尽苦头,小小年纪就在落芭拿锄头种芭过日子。 
  和平后,她16岁,即嫁到瓜拉庇朥来,一直住到现在。弟弟8岁回中国,如今已50岁,命也很苦,娶妻并无生养子女。 
  曾耀华老觉得,若有父母亲在,当不会弄成这个地步。是谁害了他们? 
  (参见本节案例26) 
  12. 《丹绒怡保公坟》 
  在郑春桂引导下,笔者与“调查有关史料”的孙建成、李玉璇、张达明及卢有明等亲自登上丹绒怡保亲查有关公坟。 
  孙建成、张达明、郑春桂、 
  李玉璇合摄于坟前 
  日军大屠杀公坟石碑冤魂名表 
  该公坟是于1961年建立,证明是森美兰州庇朥神安池华侨同人所立。 
  从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来,此公坟内只有20多个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谓无名氏未包括在内。 
  这些冤魂包括郑春桂家人: 郑锦云、陈肴娘、郑春金、姚金桃、郑鍊娘,以及: 郑应、陈金添、黄顺、黄妹、杨氏、陈照、陈治、婴孩等。 
  另一部分没有后裔的张广、谢耀、张劳、张坤、谭广、陈松、黎文、梁松、黄富、吕标、胡广、客家义、余廷及妻女。 
  郑春桂告诉记者称: 除了他本人每年在清明节到此公坟祭拜祭填字之外,已不见其他人来祭拜。 
  由此推测,其他的冤魂的后裔可能多已离开人间,年轻一辈不甚了了,抑或远走他方?无法进一步查究。 
  (参见本节案例34) 
  13. 1992年12月18日《南洋商报》,丘盛添: 《郑胜通声声大控诉——当年被日本军折磨得死去活来》 
  现年68岁的郑胜通 
  郑胜通,今年68岁,目前是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的一名老座办。50年前,正是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当年他是住在森州知知港黎旺小地方。 
  50年前的往事,他迄今仍不能原谅那一群意图置他于死地的日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郑胜通的往事,他在少年时代期间,被日本兵拷打至死去活来,可说是一个由地狱里活着回来的人。 
  他当时完全没有知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他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有了游丝的一呼吸,他望着西下的太阳 
  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死去,复活了,不过,他已是一个奇异的、没有感觉的怪人 
  年迈的郑胜通,于14岁时跟随父母亲由中国南来,初抵当时的马来亚时,是先到森州的知知港黎旺种植香蕉,那时候香蕉芭场遍地皆是,他们一家是住在香蕉芭里。 
  日本南侵攻入马来亚时,是于1942年,知知港也不例外,黎旺农村的香蕉芭,经常是日本兵出没的地方。 
  记得194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是其朋友严必能结婚的日子,严氏请酒宴会,他并没有参加宴会,结果留在家里时,一群日本兵来到家里,日本人说他们接济抗日军,所以将他与父亲郑锡逮捕。 
  郑胜通是在回忆往事,记得他第一次被日本兵逮捕的依稀印象。 
  二次被捕 
  他说,他共被日本兵逮捕二次,第一次很快就放掉,那时他们居住的整条港(地区)共有六人被捕,日本兵把他们叫上车去,载去不远的瓜拉格拉旺兵房。 
  郑胜通说,他被关进兵房内20天,由于他当年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日本兵较少对他用刑,而那些20多岁、30多岁的被捕者,人人都被拷打,有些受不了而企图逃走时被枪毙的也有。他有一个同伴叫马利招,当时已有病在身,他便是乘机会而要逃走,结果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当场倒毙现场。 
  一天吃一餐 
  郑胜通示范日本兵如此将他双手反背绑住 
  郑氏说,在被扣留期间,吃得不足,每人每天只有一餐饭吃,一餐饭只给一团饭,配上一点鱼头、蕃薯等,所以令他浑身都软弱无力,行也不能行。 
  他说,被扣留了20天后,他与父亲及另一名叫钟昌的人士都被释放了,钟昌被拷打得严重受伤,释放后屡医无效,不久后即去世。 
  郑胜通说,他记得第二次被日本兵逮捕时,是事隔几个月,当晚约午夜12时,村子里,他与另一人谢财被捕,当时约有200名日本兵到家里来将他带走,日本兵说他与谢财二人认识山顶上的抗日军,并与抗日军有联络,于是逮捕他们一同上山去找抗日军。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8)   
  他们被带上山顶去,在半山时,日本兵就遇到四名抗日军,结果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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