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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不仅不同意章士钊为他曲为巧辩，而且很多老朋友为了替他减轻罪责，多次劝他修改供词，他也始终坚持不改。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文蔚，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①
①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４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６日下午２ 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一面在陈独秀反共上大作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 《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大肆渲染，说 “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 （斯大林派之意，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即从证据上观察，该反动派亦尚无实施暴动之准备。审察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以昭平允”；一面又诬蔑他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并严厉指出，陈独秀所组织之中共反对派，是“以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标，是不独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并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其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决定判处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１３年，剥夺公权１５年，其他被捕者各判５年、２年不等。陈独秀当场奋起，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旁听席上也纷纷吼叫起来：“判得太重。”胡善偁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陈独秀判刑的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７７期载文说：
“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面前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 ‘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５月２７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后，开始准备 《上诉状》，他在狱中用了半个多月时间，陆陆续续写了５千多字。到 ６月１５日，《上诉状》写成，托蒋豪士律师至上海，转交章士钊，代呈国民党最高法院。
在 《上诉状》中，陈独秀首先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论，阐明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不能搞“朕即国家”。国民党“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谓反对民国者自身即为 ‘根本推翻民国’”是可笑的“世间滑稽之论”。接着，他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致数十倍；新税各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工贾咨嗟于市，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前年不战而断送东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岩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人民爱国之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国民党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的“建设业绩”，以我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的领导机关，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后世？其次驳斥所谓“图谋变更国体”的谬论，阐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变更国体”。他指出：“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属“变更国体”。而“苏维埃并非新奇之物，只 ‘工农兵会议’的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国民党谓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理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接着他无情揭露了所谓“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的谬论。他指出：“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的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复谓之曰 ‘全民’，未免过于揶揄！”他进一步阐明了工农苏维埃制度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最后，批判法院判罪是“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而且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反对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因此，法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所以，陈独秀不服判决，要求上诉。
① 《法治周报》第１卷，第 ３３期，１９３３年。
在等候国民党最高法院批复的过程中，有一天，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了一封信，希望汪氏叔侄能来南京狱中探望他。此时汪原放在上海，而他的叔叔汪孟邹却在长沙。
汪原放，安徽绩溪人，与陈独秀是同乡。汪氏一门与陈独秀交谊甚厚，汪原放的父亲汪稀颜，是清末陈独秀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１９０２年秋天，陈独秀赴日本之前，汪稀颜告诉陈独秀：“我有个弟弟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发行的事可以找他帮忙。”这就为陈独秀以后与汪氏叔侄结缘打下了基础。 １９０２年底，汪稀颜突然病逝，年仅３０岁，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年龄，实在可惜。陈独秀在哀痛中写下了悼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汪原放的叔叔汪孟邹，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汪原放１３岁时便进书社当了学徒。１９０４年底。陈独秀与房秩五、吴守一等人准备办 《安徽俗话报》，去芜湖找汪孟邹搞出版发行，汪就安排陈独秀住在科学图书社的阁楼上，在汪孟邹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该报共出版了期，发行量最多时达３０００多份。１９１３年春，汪孟邹接受陈独秀建议，去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出版社）。“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避居上海，穷得丁当响，汪孟邹经常送些钱给陈独秀以济燃眉之急。有一次陈独秀指着高君曼对汪说：“在她的心目中，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施主呢！年夏天，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办 《甲寅》杂志，由汪孟邹照顾高君曼及两个孩子。后因高君曼患肺病咯血，陈独秀又急急赶回上海。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经汪孟邹介绍，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每月编辑费、稿费２００元。《青年》杂志创刊号出来后，汪孟邹将该杂志寄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同乡胡适，并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约他为该刊写稿。《新青年》发行量大增，陈独秀建议“亚东”与“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汪孟邹担心资金不够。于是决定上北京找老朋友帮忙，招股扩建，这次共筹集了３０余万元资金，为亚东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１７年，在沈尹默的极力推荐下，蔡元培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改在北京编，上海印刷，陈独秀时常记挂汪氏叔侄，推荐北大一些学者的著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经营。“五四”运动前后，亚东出版了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许多名流的重要著作。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出狱后回到上海定居，在汪氏叔侄关于婚姻的争论中，每次他们都请陈独秀仲裁，但每次陈独秀都支持汪原放婚姻自 主。１９２２年秋，汪氏叔侄开始准备为陈独秀出版 《独秀文存》，前后共编辑出版了四集。１９２５年，汪原放由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任汉口《民国日报》编辑、经理，后住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大革命失败后，汪原放随陈独秀由武汉返回上海，受到汪孟邹的严厉训斥。陈独秀要汪原放不要再与自己联系，又通过乔年告诉汪原放：“不要再干了，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①从此以后，汪原放仍回亚东图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整理出版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他是中国最早用新式标点出版古籍的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
汪原放这次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立即就赶到了南京，并带来了一本由亚东图书馆刚编辑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交给了陈独秀。陈翻了翻这本小册子，见收进了他自己写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外，还有法庭的《起诉书》、《判决书》及 《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费了不少心。”汪原放告诉他，小册子出版后，要的人很多，社会影响很大，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 （两所教会学校）还选为法律系教材。
陈独秀翻开章士钊的《辩护词》，就皱着眉头说：“行严真糟，你看吧，这成什么话。”连忙拿笔将下面一段文字删去，“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并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②陈独秀为什么想起要删掉这段文字呢？因为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但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别完全“误解”。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３２页。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５９页。
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想利用这个工具；那些老朋友，包括章士钊等人，也因其反共而为他辩护，奔走营救。他觉得即使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要扭转这种舆论，使社会理解他，然而谈何容易。《辩护词》中的文字可以删去，又怎么能抹去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 ——在人们心中陈独秀反共的形象。尽管陈独秀在法庭上始终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坚持正义的立场，但一般社会公众都不理解他，这使他更感到迷惑和痛苦。
６月２２日，检察官抛出国民党最高法院的《上诉答辩书》，批驳陈独秀“所组织之中央反对派，即以打倒三民主义，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为目的，即为危害中华民国，事理至为明显。被告又以其叛国宣传，尤为明晰”，并指斥其上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