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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连语类编》
《荀子韵表及考释》
《屈宋韵表及考释》
《晋吕静韵集目》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中国古史表》
（以上八篇合编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
《实庵字说》
《识字初阶》
《干支为字母说》
（以上三篇后与陈独秀１９１３年在上海所著 《字义类例》合编为《实庵字说及其他》）
《老子考略》
与此同时，拟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学》
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 ‘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 ‘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
接着，他对翻译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作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 ‘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人们侈谈什么 ‘直译’，而反对 ‘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 ‘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绝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自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补以意译，我主张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绝不应偏向一方，而违 ‘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 ‘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 ‘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尽管博学多艺，但也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１００元，除药费２６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３２０００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 《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 《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摩根著的《古代社会》、《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 《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等。
文字学：《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 《说文解字》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 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日本近代文学名著 《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 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如 《我的回忆录》，就是 《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孔子与儒学》，后来仅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是有所进步。
与当年的年轻气盛相比，眼下的陈独秀少了过去的急躁和冲动，而多了一分理性与宽容。他对孔子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
在文章中，陈独秀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用，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千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但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当年举起 “打倒孔家店”大旗的主将，如今却能分清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孔子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勇于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人生追求。
２
入狱之初，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陈独秀就把精神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在狱中，陈独秀曾对濮德治说：“文字学的用处可大呀！”“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过去的小说家 （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的道路。……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② 据濮德治回忆，在陈独秀的牢房中有两大架书，这段时间，他“成天埋头钻研 《说文》，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
①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 页。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的一生，政治与学术就像人有两条腿，总是交替着进行。每次政治上受挫，他就注重学术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时，就开始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后写成 《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他常以自己的经验去规劝友人。他曾为鲁迅从事政论文章的写作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感到殊为可惜。他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①他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说他“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予“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适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他出版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合手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运动。②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把“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现在，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中），第１４４页
胡适和陈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感到十分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１９３４年，王森然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特发评论说：
“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字，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