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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学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①
①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３ 、１６５页。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监狱看望陈独秀，说 《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写了几封信，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 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遵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遵函希望我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②
②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静下心来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花了２０天的时间，陈独秀流着汗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１００００多字。第一章题为“没有文章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 《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 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 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 ‘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陈独秀又提到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在这里，无论与休谟或富兰克林比，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 《实庵自传》欣喜无比，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①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自８月中旬寄上海 《宇宙风》杂志后，陈独秀随即出狱，旋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他续写自传的信中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 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
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曾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续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然汪孟邹几次催促，但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可以流传下去。”他答应写完 《小学识字教本》后，再考虑 《自传》的续写问题。但 《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魂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采、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感到惋惜。
５
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使监狱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８月１５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屋顶炸塌，玻璃碎片哗哗往地上掉。陈独秀慌忙躲到桌子下面，才幸免于难，事后见人还“读笑自若”。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原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陈钟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遂决定去找胡适帮忙，先把陈独秀从狱中保释出来。陈独秀半信半疑地说：“这样行吗？”陈钟凡告诉他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正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要蒋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本连日轰炸南京，这是个机会，有可能答应保释你出狱。”时任国防参议员的胡适也参加了庐山会谈，陈钟凡找到胡适后，即兴冲冲地跑来狱中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陈独秀一听就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陈钟凡劝陈独秀“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陈独秀摇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可见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当时，局势已对国民党政府十万火急，非常紧迫，面临着进退两难 的内外危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即找一个自己能体面下台的台阶。８月１９日，胡适等笑逐颜开地跑来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找了兆铭（汪精卫），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给他的回信。信上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急已为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八月十九日。”①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司法院院长居正 《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卅日终审判决，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
所以，林森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 “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③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④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① 《汪精卫致胡适》，《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②司法院呈文，呈字第 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指令，指字第 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司法院训令，训字第 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 《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并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３８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８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 ３年，以示宽大，此令。”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在狱中呆了 ２０８４天（５年差５３天）后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据濮德治后来回忆：“国民党 《中央日报》以 ‘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为标题，登载他的出狱。我和罗世凡向陈提议，‘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但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凡都气坏了。”①其实，对 “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他之所以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