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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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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当时,陈独秀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其实他并不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主要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怀不满,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于是便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作文章。

  针对陈独秀的公开信,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虽然表明了他已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不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行动”。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① 《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1日。

  同时, 《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 《新华日报》的信,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于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当年4月间,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从长沙赶到武汉,来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劝慰陈独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这样由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引发的“汉奸”风波,才慢慢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却不肯善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注)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 自己与你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 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 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②何之瑜写信邀陈独秀避往长沙,陈独秀认为“湖南 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因而没有答应”。就这样,陈与中共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① 《黄理文谈陈独秀》 (吴文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 (1938年 4月8日),贺松生即何之瑜(何资深)。

  4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大学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年初,张国焘先后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曾 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

  1924年5月,张国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在北京腊东胡同被捕叛变,供出了北方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交出了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及骨干名单,使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也被救出狱。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重新钻入党内,在党的四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陈的器重。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以临时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南昌,企图阻止起义。在翌年党的六大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由于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因而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在此期间,由于张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互不相容,于 1931年1月被王明排挤回国。随后,张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及随后创建的川陕根据地中,张国焘又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又大搞分裂主义,拒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于1935年10 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坚持南下川康的逃跑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甘孜,联合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才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分别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完成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帮助和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洛川会议后,又安排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对此大为不满。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将张国焘所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当托派处决了,并扬言张有托派嫌疑,加上这时原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叛变投敌,使张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时刻准备逃离延安。1938年4月4 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礼完毕后,张未按中央“马上回延安”的嘱咐,而趁此机会逃到西安,于4月11日乘车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一直躲避起来,而且公开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说:“国民党没办法,共产党也没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我以后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当时给他指出三条出路:(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暂时休息一个时期,国内外均可;(三)自动声明脱党。张国焘回答说:“第一条根本不可能,可以在二、三条中考虑。”在武汉期间,张国焘竭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联系。蒋介石大喜过望,吩咐戴笠为张“照料一切”。戴笠立即在武昌找了座漂亮的小洋楼,派小汽车把张国焘接了过去,并委派张的同乡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安全。从此,张国焘一头扎进了国民党的怀抱,公然向蒋介石表示忏悔,声称“在外糊涂多时”。 4月17日,他公开声明脱党,随后并发表了《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4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被开除党籍后,于是极力想拉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几天之后,他在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相知,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此番见面,免不了唏嘘一番,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物是人非、同病相怜的感觉。

  此时已步入中年的张国焘,明显地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四方脸膛上看起来显得很疲惫。

  陈独秀有点讽刺地“你不是在延安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唉声叹气,将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陈独秀听说张国焘跑来投靠蒋介石,顿生反感,他很瞧不起那些投敌卖友、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因而,他们刚见面时的热情变得不冷不热起来。张国焘为了唤起陈独秀和他对中共的同感,谈起了他在延安时讨论陈独秀回党的“三条件”问题。

  张国焘说:“他们不是诚心要你回去的。”

  陈独秀仍很气愤地说:“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指诬陈为 ‘汉奸’一事 ——引者注)。”

  张国焘又兴致勃勃地捡起10年前的话题说:“我还是以前那个意见,成立一个第三党。陈先生对自己出山再发起一个党怎么看? 1927年中央“八七”会议后,张国焘受到批判,并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张国焘不甘心自己的失意与冷落,为改变目前政治上的颓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他曾设想组织一个“第三党”(工农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友党,而不是它的支部。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号召力,结果被陈独秀所否定。今天,张国焘重提10年前旧事,陈独秀对此却兴趣全无,于是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已经很消极了。五四建党时期的那股干劲不见了。于是他说:“你好像没有信心?”陈独秀淡淡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结果,两人话不投机,无果而终。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在蔡孟坚的凑合下,张国焘还多次拉陈独秀一起吃饭,当时陈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每每谈到实质政治问题上,陈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后来包惠僧回忆此事时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也对我说:

  ‘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国焘叛变后,俯首接受国民党豢养,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民参议员”,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即受冷遇。1948 年6月,他在上海办 《创进》报,宣传反共。 11月逃往台湾,1949年冬,移居香港,曾与顾孟余等组织活动,成为“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和“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 20世纪 50年代,因倒卖黄金赔本,只好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1956年张国焘曾想回国,但又不接受公开承认错误这个先决条件。20 世纪60年代初,他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我的回忆》,成书后获得一笔稿费,以维持生计。1968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投奔儿子。后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入多伦多市老人院,并受洗礼入基督教。 1979年12月3日夜,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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