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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着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着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着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着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大公报》和文摘刊物《月报》等还全文刊出了“七君子”的长篇辩护词，堂堂正正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种种罪名。《新闻报》记者陆诒曾到苏州狱中采访了邹韬奋，初露头角的《妇女生活》记者子冈也曾以堂妹名义到狱中采访了史良。
面对强敌压境，中国言论界的表现真更是可歌可泣，足以感动后世。8月4日，天津沦陷以后，《大公报》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宣告停刊。《益世报》继续在租界出版，坚持主张抗日，8月18日，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因不屈服，终遭杀害。
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张季鸾主持创办《大公报》武汉版，他不顾病弱之躯，以如椽之笔先后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为深远。
10月5日，上海10家以社会花边新闻着名的小报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令人耳目一新。12月11日接到租界工部局的禁令被迫停刊。上海沦陷后，《战时日报》主编冯梦云遭日军逮捕、枪杀，以身殉国。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诸领袖出狱后和马相伯老人等合影，自左至右：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11月28日，日军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所。12月13日（也即南京陷落之日）向上海各报发出通知，迫令从14日晚上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载。《大公报》、《申报》等拒绝送检，自动宣布停刊。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发表《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掷地有声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事］
1月，交通部以设备简陋的借口勒令上海的华光、新声、同乐等8家电台停播，2月，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发表抗议宣言，认为即使民营电台取缔规则中也无此明文规定。
2月26日，北平市报业公会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新闻界，呼吁当局增加纸张进口数量，缓解纸荒，并准许报社与国家银行保持经济往来，以获得必要贷款。
2月，陈子展主编的《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
3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字任何书刊一律停售”。1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禁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3种刊物，限定2日内焚毁所有存刊。16日，钱俊瑞主编的上海《现世界》半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15期。
3月，夏征农主编的上海《新认识》半月刊遭查禁，共出6期。
4月11日，江西《商报》和《健报》记者因在新闻中涉及教育厅长，被南昌警察局关押。南昌新闻界为此向南京当局呈诉，并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4月25日，汉口记者协会致电江西省要求保释两报记者，以爱护新闻事业。
4月中旬，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大声》周刊出至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为名查封。不久，改名《大生》周刊继续出版，5期后，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再次查封。7月9日，化名《图存》，出了3期，第三次遭查禁。11月5日又复刊。
4月，胡适回国不久，复活了已停刊四个多月的《独立评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才停刊。从1932年创刊，《独立评论》共出版了243期，始终坚持“说平实的话”，发表“负责的言论”。
5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宣布禁售开明经销的发行过万份的《民众周报》，并罚款30元。
5月23日，《申报周刊》发表主编俞颂华采访延安的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全文1万多字，被删节成5000多字。
6月，陈子展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学校》半月刊只出了7期即遭查禁。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友鸾、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在发表中央社消息时冠以《南口剩一兵》的标题，激怒国民党当局，导致两名记者被捕。
10月29日，共产党的《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遭查封。30日，《解放》1卷21期发表时评《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同意共产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1月中旬，经反复交涉先后办理了出版登记手续。12月11日《群众》周刊首先在汉口问世。
11月12日，中学教师李敷仁等在西安创办了通俗报纸《老百姓》报，宣传抗日。
11月22日，上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共出85期。
12月1日，《大美晚报晨刊》在上海“孤岛”创刊。12月9日创刊的《译报》出了12期，就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强行取缔。
12月12日，南京《兴华报》总编辑萧韩榘惨遭日寇杀害。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月11日，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尽管创刊仅7天（1月17日），国民党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等到19日才刊登出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