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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报》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万枚子等24人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抗议书。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这是《大公报》最后的辉煌。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8日，王芸生发表文章反驳。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论，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
1948年7月10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在南京《新民报》日、晚版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新民报之厄运》、《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两篇锐利的评论。7月17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国民党大厦将倾，一切抗议、批评都注定了无济于事，不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报》，等待着其他报刊的也是相同的命运。10月12日，就连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言报》也因所发议论“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运。当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正言报》曾先后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万枚子的《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等文。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头，从南到北，知识分子议政的周刊纷纷创刊，又纷纷凋谢了。即使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惧万分。一个以《观察》为代表的周刊时代稍纵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为发行人，施复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时与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纪评论》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后停刊。刘不同于9月18日在南京创办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于这个月停刊。
12月24日，《观察》周刊在坚持了三年半之后终于被封杀。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这份周刊是吴景超、钱端升、刘大中等在钱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平出版的。他们在发刊词中郑重说明：“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并提出了32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张。因为在社论中多次批评蒋介石独裁误国，《新路》创刊未久就遭到严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创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论》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论》曾发表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樊际昌等16位学者联名的《中国的出路》，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忧虑。
南京《新民报》和《观察》周刊的陨落，标志着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努力走到了尽头。一个旧的时代即将告终。
11月10日，王芸生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但《大公报》的左转与缠绵于病榻上的胡政之无关。
11月13日，曾经叱咤报界，不幸而成为蒋介石殉葬品的一代才人陈布雷在绝望中自尽，告别了即将天翻地覆的人间。
12月，出版45年之久的《东方杂志》停刊，也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的信号。
［记事］
4月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有17年历史的《国讯》周刊出至457期，以“刊载为匪宣传的文字”遭查封。同一天，《世界知识》受警告。
4月10日，重庆《大中报》被捣毁。
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地下报纸《挺进报》的创办人、编印人陈然、刘国志（金）被捕，关押至1949年11月被残酷杀害。
同月，北大、清华、燕京、师院四校90名教授联名抗议国民党当局威胁许德珩、樊弘、袁翰青等北大三教授。
同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修正公布了《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进一步加强管制。
5月1日，《国讯》的后身《展望》周刊问世。
6月3日，上海《时代日报》以“煽动工潮、学潮，扰乱金融，歪曲军情”等罪名遭查封，共出版891天。同月，《大学新闻周刊》被迫停刊，共出版13期。
7月5日，5000名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平请愿，要求撤销“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吴肇寿等13人遭军警枪杀，12人受伤，酿成“七五”血案。12日，北平各校404位教授、讲师、助教挺身而出，联名发表“七五”血案抗议书，提出惩凶、还尸、医伤、解严、释放被捕学生、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
9月5日，北平《商业日报》以所刊消息“有问题”被勒令停刊。
9月16日，南京真理新闻社因所载新闻触犯《总动员法》，被内政部勒令停止发稿。
10月12日，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经售香港寄来的毛泽东着作等“禁书”而遭查封，9人被捕，100多人遭株连，最后有6人于1949年5月7日被活埋在浦东。
10月13日，上海《大众晚报》因刊载“挥泪别长春”的新闻而被永远停刊。
11月16日，包括浦熙修在内的5名记者在南京被捕，分别来自《新民报》、《南京人报》、《南京日报》、《南京晚报》、《每日晚报》。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
败局已定的国民党依然在垂死挣扎，2月1日，《南京人报》被国民党警察捣毁，当晚又以“别具用心”等罪名遭查封（4月8日复刊，不久被迫停刊）。3月5日，徐中玉、姚雪垠主编、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报告》周刊只出了一期就被禁。19日，发行量已达到每期5。3万份的《展望》周刊出到第三卷第十八期遭查封，封刊令全文如下：
上海市社会局全字第01808号令：查《展望》第三卷第○期所刊之《和平的尺度》、《三月渡江》、《广大集团之幕后》，《北平有新望自由吗》等文，言论荒谬，挑拨离间，公开反对戒严法令之措置，违反国策，值兹戒严期间，奉令应予停刊处分，并请上海市警察局查照。《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页194。
《展望》周刊社在上海《新闻报》等报纸上登出启事：“兹由本刊上海办事处转来上海市社会局令一件云‘查该刊第三卷第○期（谅系十七期）所刊载之《和平的尺度》、《三月渡江》（谅系《三月江南》之误）、《广大集团之幕后》（谅系《“广东大团结”的幕后》之误），《北平有新望自由吗》（谅系《北平有新闻自由吗》之误）等文，言论荒谬……奉令应予停刊处分，等因。’查本刊自发行以来，三卷十八期于兹，素本不偏不倚之立场，公正执言，当为读者所共鉴。今遭此处分，殊为遗憾！”同上，页194—195。
被杨卫玉誉为“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传统”的《展望》周刊，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也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给所有读者发了《告别了，再见》的告别书：
我们以“欲言无语”的心情来宣布：本刊奉令停刊了。
在这样一个翻天动地的大时代，一个刊物的被令停刊可说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被令停刊既不由《展望》始，言论自由的成为力量，也不会随《展望》停刊止。……
本刊出刊到三卷十八期以来，在对读者负责的一点上，虽然距理想还远，但自问曾作最大努力。没有一篇文章，不是以真理事实为依据，句斟字酌。立论、报道，也极尽忠恕之道。言论之是否荒谬，为千万读者所共鉴，无意多赘。惟我们预收的订费，未能发满，感到遗憾。关于余剩未满之订户，我们决照现价三百元一期合计，以3月26日市价折为银元由每个读者决定：发还；抑待有机会复刊后继续寄满；或代办指定之书刊。
文化事业是我们这一群的终身志趣，我们当永远跟随在读者诸君的后面，随时贡献我们的力量，以答谢读者们的爱护盛意。
告别了，再见！《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页195—196。
《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
在时代转换的途中，2月25日，成舍我一手创立的北平“世界”报系全部被随大军进城的军管会接管。2月27日，天津《大公报》变成了《进步日报》。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于在上海谢世。
在南京城头插上了红旗之后，上海还在国民党军队掌握中，所有报纸都接到了不许发表自行采访的新闻和外国通讯社消息的禁令。从4月30日，这一天起，淞沪警备司令部设立新闻检查所，检查本地的报纸稿底，及各国新闻记者从上海发出的报道。不论中文还是外文的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统统都在被检查之列。报纸上只允许刊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交由中央社发播的新闻。这样的局面自然维持不了几天。
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的暗夜里，长期在望平街上称雄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是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记事］
5月5日，汉口《大同日报》因违背“政府法令”、“动摇人心”遭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处分。差不多同时，《武大新闻》因“言论荒谬，煽惑人心”而被迫停刊。
5月19日，长沙《晚晚报》、《长江日报》以“谎报军情”、“刊载不实消息”罪名被罚令停刊，《晚晚报》总编辑戴哲明被捕。
5月27日，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顾建平被捕，9月17日《大公报》被国民党以“改组”的名义窃夺。
7月23日，《新民报》成都版遭查封，从经理、主笔、总编辑到记者、编辑，有6人被捕。《新民报》重庆版宣布与陈铭德、邓季惺脱离关系而暂时幸存下来。
7月25日，重庆《世界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0月21日，四川泸县《中国晚报》因副刊发表的“新归去来辞”中有“大势已去胡不归”等句，遭永久停刊。
10月3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因为发表杂文《鬼重庆》，副刊编辑下狱三天。
11月27日，1948年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的五位《新民报》编辑、记者、职工被国民党杀害，他们并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后记
大约五年前，我萌生了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念头，在写了一组约4万字的系列随笔《漂浮的木板》之后，我感到写不下去了，一是史料的积累不够，二是自身的学养尚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大题目，所以就暂时停了下来。
随后，湖南《湘声报》的编辑向继东先生约我为他主持的“文化·沧桑”副刊写稿，我就将其中关于1933年的一段发给了他，很快就在“往事今说”栏目发了出来，《1933年的事》这个题目也是他起的。这篇小文随后被《杂文选刊》2002年第8期转载。接着，我又在《湘声报》发了一篇《1924年的事》，有朋友对此说好。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写一部系统的言论史专着的条件不成熟，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