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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高饶事件）。毛泽东认为农民、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很 高，应该加快改造的速度，扩大合作社的规模。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 —他在党内能够称得上是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则认为要慢一些、稳一些， 结果被毛泽东说成为 “小脚女人”，是右倾保守。 改造的速度骤然加快，至1956年底，全国 96。3％的农户成为合作社的 成员；92。2％的手工业者进入了手工业合作社；99％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 82％的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这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但它也有缺点和偏差，就是要求过急、工作 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划单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同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中国已 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和千百万流血牺牲的革命者 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基本建立，下一步就是发展生产力，用电气化列 车的飞轮赶超已经走远的西方人。 确实，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图景的描述使信奉他的中国共产党把1956年完 成的合作化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中共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并成为经济发 展的转折点。理所当然，毛泽东把它作为自己的又一伟大成就。他曾对张治 中说：你从1949年就已经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感到高兴过， 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户口了，我 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 高兴了。到今天，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确实，这时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有了足够的 威信：在过去的几年，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夺取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 过去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建国后迅速 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及万隆会 议上周恩来的杰出活动带来的中国外交在亚洲的崛起，都使人们明显地看到 中国人的确是站起来了。 在这转折的新时刻，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他的智慧超群，开始规划自己 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前景。他首先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没有矛盾 的观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矛盾，即使有，根子也在外国帝 国主义，因此他在苏联以敌我矛盾方式处理一切矛盾。与斯大林不同，毛泽 东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依然有矛盾，但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 大规模的阶段斗争方式要结束。这些观点反映在毛泽东著名的 《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为写此文，毛泽东三天两夜没睡觉，只吃 一顿正经饭。几乎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另外一篇著名文章 《论十大关系》， 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意的多种关系。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各社会主义 国家的探索中走在了前列，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和“波 匈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刚刚形成的看法——至少是他转变自己看法的 开始。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国报纸上的政论文章认为，把斯大林一棍子 打死，评价有片面性。报告给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制 度的炮弹，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国内确实有人想借此削弱毛泽东 的领袖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增加了困难，苏联光环的消失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有理由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生活要求，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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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是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56年8月， 这里的工人苦于生活而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所提税的要求，省府无法答应， 工人代表团便赴华沙请愿。被拒绝后，工人决定罢工，上街游行，参加者16000 人，其中党员4000人，后因传言代表团成员被捕，群情激愤，抗议者便高喊 “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冲击一 些机关，政府动用保安部队和坦克，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亡54人，伤200 多人。 匈牙利人民则提出了扩大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要求政府在平等 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但以科拉西为首的党和政府不愿理睬，态度 官僚，行动迟缓，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各大 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会议，提出了反映国民愿望的三条要求：①摆脱苏联控 制，建立平等匈苏关系。②政府给人民民主自由，重新选举党的领导人。③ 改变苏联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天，各界群众举行 了有秩序的游行，参加者20万人。这次行动被党的第一书记格罗指责为反对 苏联，受到侮辱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冲占重要机关，政府无法控制局势。 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用刺刀保护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这次冲突死 亡2700余人，伤约20000多人。 波匈事件的发生是苏联模式所致，也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 考验，尽管它被定为反革命动乱，但客观地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得到及 时解决而演变出来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局势的动荡。 波匈局势不定本来无碍中国大局，偏偏中国的百姓也有诸多不满。王学 君教授在他主编的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中解释这种不满时列举 了三条原因：第一，一部分干部、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充分理解新制度， 还需要适应过程；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的过急行动使小资产 者动摇，中农利益受损，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收入下降，过多的基建投资使财 政出现赤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紧张，人民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群众不 满；第三，一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也 不解释说明，更不设法解决。 毛泽东不希望中国重现波匈事件，但是在他看来，东欧局势的动荡安全 是没有把反革命消灭干净，阶级斗争不彻底的缘故：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 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 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 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特别是教授们在抗议政府中的勇敢行为使毛泽东觉着 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把他们划入资产阶级：我们现在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 即使是出身于人工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 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不管怎样，中国 “资产阶级”还是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 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准胜谁 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派斗争不 可避免，扩大化不可避免，尽管毛泽东号召的整风一开始是诚心诚意的，但 有人攻击社会主义，损害共产党形象，如说 “共产党搞独裁专政”，“社会 主义没有优越性、不民主”等，超过了毛泽东的想象和允许范围，成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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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台风”，原来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拥护共产党是假装的，还有一个 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必须反击，聚而歼之。结果，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 一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干部被打成右派，遭受撤职、审查、流 放、监禁。 对这一段历史，李维汉作过自责性的回忆，他说：我当时是统战部部长， 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错误伤害的同 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这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后果很严重， 误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 们的家属亦受到株连，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 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1957年，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效益，它使领导人兴奋不已；同 时，它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开始；反右派运动转眼之间就能把昨日还是多 年共事的战友变成敌人，虽然人们认为反右派是必要的，但它的扩大化确实 是非理性因素在慢慢控制中国。从此，知识分子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毛泽东的思维开始向经济方面侧重。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区域是他 的弱项：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是不懂的，工业、商业， 我就不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懂得不太多。 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样，中国也不能选择建国时历史的起 点。直至今天，人们还在唱“巨龙在起飞的时候，沉重的翅膀在诉说艰难。” 几年或几十年能更替一个政权，但不能改变一个社会。毛泽东着急了， 其他领导人着急了，人民也着急了，我们贫穷落伍了一百多年，决不能再贫 穷落伍下去了，因为马克思预言过，革命后 “一天将会等于二十年”，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