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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做成的简陋担架抬送伤员。报纸评论道：“谓民国以来仅此次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指挥各营作战。周恩来还亲自调查部队的违纪情况⑩，登记阵亡人员各单，隆重安葬死难官兵，并慰问他们的家属。同时，他委派广东区委人员去各个村庄，在收复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和自卫队。
周恩来凯旋而归。蒋介石显然很高兴，任命周为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当年 9 月第二次东征时周还担任了刚组建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此前他还曾率部挫败广州城内另一名军阀的政变企图，因而声名大振。
军阀陈炯明虽被击败，仍负隅顽抗。1925 年 9 月再次举兵来犯，于是周又率第一军学员迎击陈炯明。他手下有 160 多名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这些人负责对老百姓进行宣传教育。周没有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而是赞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无疑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特点。11 月，他率军攻占华南海岸的重镇汕头——当时叫“沙头”。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周马上被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由于英国对孙中山的政府抱有敌意，对广州港的封锁越来越紧。汕头则可作为替代港，俄国舰船可以不受干扰地提供装备和武器，周在汕头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其成员对外保密，这点以后证明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这些战争艺术中的新手们所以取得战绩，与其说归功于战术，不如说靠部队的土气、纪律和政治动员以及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当然这并不等于否认毛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几年后更为艰苦的环境中也坚持这一观点。受训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聂荣臻、叶剑英和时挺三人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建立独立的“红军”的观念虽然尚处在萌芽阶段，但周领导的东征的胜利，使这个观念得以加强。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举行。当时登记的党员有 994 人，到第二年底党员人数达到 18000 人。
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四大。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代表高君字，两人“欢谈甚深”，彼此道出恋爱的“秘密”⑾。当时高也害着单相思，他主动提出替周传信。会后高亲自把信送到邓颖超手中，邓 1924年就入党了，当时正负责河北省委妇女工作部的工作。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高说：“谢谢你作了我们的媒人。”言下之意她同意了婚事，他们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夏天，颖超被调到广州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广东区委担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他们于 1925 年 8 月 8 日结婚。婚事办得很简单，几乎无人知晓。他们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群山环抱的白云饭店招待了几位好友。在那里可能呆了几天，就算度了密月。即使今天谈起那段日子颖超还会有点不好意思。
毫无疑问，他俩彼此相爱，这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来。那几幅黑白照片洋溢着幸福、充实和温情，他们偶尔也躺在床上直至夜深——当然机会不多，因为周十分繁忙——有说有笑，身边堆满了各种报纸和书籍。有时也大声争吵，因为颖超也有自己的见解。10 月份，邓颖超的母亲杨妈妈来到广州，不过几个星期后就知趣地离开了，在离广州不远客家人居住的梅县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颖超在婚后三个月怀孕了。但当时时局动荡，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没有征得恩来同意就打了胎——1926 年 7 月她第二次怀孕时才要上⑿——，杨妈妈又回来照顾女儿。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形成了三人执政的局面，即赞成联共的国民党左翼代表廖仲恺，右翼代表胡汉民，第三位是汪精卫，此人非同一般，起初是个热忱的爱国者，12 年后却成了日本的傀儡。
羊城面临着另一场危机。1925 年 5 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滇系总司令杨希闵和桂系总司令刘震衰发动武装叛乱。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周恩来随军回师，参加了平叛。5 月底，上海十多名中国工人死于英国巡捕的枪口下，引起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反帝运动。香港工会宣布举行大罢工，先后有 20 万工人离开那块殖民地，来到广州。罢工持续了16 个月，使香港商业陷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同时也给广州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共产党组织罢工委员会安排工人生活，但城市的财政遭受损失，日用品奇缺，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当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遭两名被收买的暴徒暗杀。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认为，“这是阴谋的一部分。”蒋介石强行对广州实行军管，“以防止fan革命政变。”他接管了警察，组织起保安队，又把自己的人塞进每个工会，从而控制了整个广州城。鲍罗廷对有些中国人的两面手法缺乏认识，反而称赞蒋的行动是为了“保卫革命”。更有意思的是，三架马车的右翼代表胡汉民被迫辞职，他的一位亲戚直接涉嫌收买暴徒刺杀廖仲恺。
这时负责国民党政府的就只剩两人了：一位是反复无常、难以测度的汪精卫，另一位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
“我们的精神高于天。”在这段早年的岁月里，人们很容易相信，革命是包医人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也纷纷来到羊城，如法国的安德烈马罗、美国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
此前，在 1924 年秋天，一位身材瘦小、体质较弱的越南人来到羊城，当时他自称阮爱国，若干年后，人们叫他胡志明⒀。胡志明 1922 年在巴黎已与周恩来相遇，不过他是与性子急躁的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结下了一见如故的友情。蔡畅和丈夫李富春这时都在广州，他们照顾胡志明。在文明路的一所小房子里住着 30 来个偷越边界、逃脱法国殖民当局搜捕的越南革命者。广东区委负责照料他们，蔡畅、邓颖超则教他们汉语。周恩来让胡志明化名进入黄埔军校。通过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省内的“交通网”，基本上可以定期得到来自越南国内的消息。没多久，胡志明就能讲当地方言了，他也替鲍罗廷当“秘书”，担任翻译工作。谈到胡志明时，周恩来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兄长。在政治上他比我更成熟。”
1926 年初，蒋介石把周叫来，说周欺骗了他，说周在军校建立地下组织，是在统战上搞两面派。周予以否认，说共产党在尽力搞好统战工作。当然共产党也有权象国民党一样发展党员……这件事就此搁下了。不过周也警告鲍罗廷说，“有些领导人可能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友好”。他建议对国民党进行某种间接的杏告，如暂时中止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鲍罗廷却说：“要避免任何摩擦，这件事微不足道。”周则说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他注意到黄埔军校学员中共产党的追随者人数下降。许多人退党，原因是由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几个省都发生了农民骚乱。学员们也许都很爱国，但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商人家庭，不希望封建制度改变。周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试图让一个学员回心转意，那个学生却对周说：“你是让我背叛袒宗呀。”
3 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鲍罗廷夫妇这时远在上海，他们的孩子准备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上学。3 月 18 日，一艘名为中山号的炮舰的舰长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接到电话通知，要军舰全副武装驶往黄埔港，蒋总司令将来视察。水兵按照命令到达黄埔后，就传出谣言说中山舰擅入黄埔。20 日，蒋宣布戒严，舰长和船员全遭逮捕。
另外的突然袭击接踵而来。军营里的共产党员遭监视和软禁，黄埔军校也有 25 人（包括聂荣臻在内）被软禁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会总部遭到搜查。马上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宵禁及街道巡逻。
周恩来是 17 日从汕头回来的，也被拘留了一天。他马上找到蒋介石，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蒋回答说：”不，这是贵党搞的阴谋。”为什么处于战备状态的军舰突然出现在码头？参与这事的海军军官就是黄埔军校周恩来班上的学员。
鲍罗廷急忙从上海赶回来。蒋介石煞有介事他说有人阴谋绑架他，鲍罗廷向蒋保证，绝对没有什么阴谋，又训斥周恩来，说他手下的学员“做事太过分了”。陈独秀亲自跑来向总司令道歉。国民党执委会批准了蒋要求将所有共产党军官调离第一军的决定，宣布鉴于目前事态，左派同志务必暂时退役。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被劝说去欧洲考察。蒋要求得到一份所有身兼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名单，名单竟也向他提供了⒁。
4 月中旬，周恩来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
很显然，这场危机是蒋一手策划的，是一场心理战的演习，要试探一下共产党是否有力量、会不会对挑战作出反应，是否作好了摊牌的准备。如果中共作出有力反应，鲍罗廷警告要中断援助，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
陈独秀推行一条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摩擦的政策。他在党报（向导》上说：“谁批评、攻击蒋先生，谁就是fan革命。”
这次突发的事变使周的声望受到影响，但他还继续教政训课。不过是在城里的大佛寺。他去找了叶挺，当时时挺负责号称“铁军”的铁甲营。”眼下这是唯一一支受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一定要保住。”他告诉叶挺今后他不会再在他的住所与叶挺见面，以免使叶受到牵连。“我们会再见面的，说不定在武汉。”武汉是长江上的一座大城市，也是计划于 7 月开始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的第一个目标。由于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无法进行北代，所以只好达成妥协，被排除的共产党干部和军官重又回到第一军中。
周恩来继续在参加北伐的几个军中讲课、培训政工千部。他也参与反对国民党右翼的论战，因为右翼不赞成同时把农民和工人动员起来。周还撰写长篇文章，阐述为了北伐胜利，让农民和工人参加的必要性⒂。他没有随部队一道进军武汉，但他的朋友聂荣臻、叶挺和叶剑英 7 月 9 日随军出发了。兴高采列的群众站在街道两旁，挥着旗帜，敲锣打鼓，欢送部队。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归功于民众的合作，以及沿途的军阀不愿交战，这些军阀手下的部队急于投降受编。虽然北伐军的力量壮大了，但军纪却变得涣散了。10 月，北伐军抵达武汉。10年后的 1937 年，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这段时期。斯诺是共产党人进行长征到达陕北后前来采访的美国作家。谈到 1924—1926 年广州事态发展时，周说：“我们的第一个失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特别是已经武装起来的两广农民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没有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领导。我们没有抓住大量优秀的军官。1926 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再征募、装备十个帅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周指责当时党的领导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不过他并没有点谁的名或责难谁，也没有为自己开脱。他承认尽管他与鲍罗廷有过争论，自己最后还是让了步，并且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926 年底，周恩来又被指派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