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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的力量正在增强。与日本停火给了他集结军队的机会。中国所有的游击队根据地都遭到进攻，很多被占领了。一些丢掉根据地的游击队的余部重新集合起来转移到瑞金，这里的根据地看。上去十分稳固、兴旺发达、坚不可摧。毛泽东静静地在农村进行调查，他报告说农业将大大减产，因为商贩不来了，货物极为匾乏。简言之，根据地困难重重，面临失败的威胁。
1932 年 10 月在距瑞金 50 公里的宁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⑨。会上，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反对前方军事领导人“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实际上反对“取消主义”，也就是反对毛泽东。他们激烈地呼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有一段时间对毛来说，情况相当严重。他要被降级，驱逐出党。当然驱逐之后，还会加给他更多罪名……很可能会被肉体消灭。
周恩来做出了反应。他拒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激烈措施。然而他又是奉命对毛进行严厉“批评”的。这些年间，党内一再采用这种习惯做法，任何因偏离党的路线而遭责难的人，不仅受那些谩骂者的批判，也受那些被怀疑同情他的人的批判。周对毛的批评被认为太讲究分寸。他又一次被称为”“调和主义”。周认为，我没有妥协，我只是说话宽厚一些。别人则说：“你包庇不革命的观点。”最后，毛没有被驱逐出党，虽然他仍是根据地主席，却被迫暂时离开了前方。他回到根据地后患疟疾病倒了。
1933 年 6 月，当第四次反“围剿”似乎以胜利结束时，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军事指挥和扩大根据地的冗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反对这些滥发的命令。聂在回忆录中回忆说：”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莫斯科容不得不同意见，要求完全服从。周复电说：“我们将原则上服从并执行”，但还是加上了反对意见：“有些细节电报里不可能包括进去。”他敦促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拟议中计划的可行性。
自 1933 年初起，根据地就加紧征兵。召开了招募志愿兵的群众大会。以丈量土地为由，让农民离开土地，把他们送上前线。1933 年中，由于收入锐减，肉类粮食匾乏，出现了任意没收。强行征税和进入民宅搜查隐藏黄金的现象。
1933 年 10 月，共产国际专家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
奥托市劳恩的中文名字叫李德。他来后成了事实上的军委领导。”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谁也不能发表个人观点……。”他与年轻军官们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他们过去至少能够和上级进行最起码的讨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人人都得服从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认为军队要有德国式的纪律，于是便去实施这种纪律。
在此期间，丢失了一次机会。1933 年夏，蔡廷谐想抗日却让他去打共产党。他对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愤愤不平，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同红军联络。“我们必须打日本，不是自相残杀……。”周大喜过望，他立即派出红军代表与蔡廷锗的代表会晤。这是一次要抓住的机会，周虽没有正式与已遭贬黜的毛泽东联系，但向他转去了自己与蔡之间的来往电报。会晤在福建省举行，接着又传来佳音说福建省政府宣布脱离蒋介石。能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呢？这会不会鼓励那些因为蒋一意孤行，对日本的侵略消极被动而不再听从调遣的军阀呢？
周挑选了一位最敏锐、最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来处理谈判事宜。潘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潘来回穿梭，树立了温文有礼的形象。这时无线电台响起了嗒嗒声：中共中央局又发来一封长电，一封带有破坏性的电报，说不能与任何“反动分子”结盟；”中间立场”是不会有的，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周向蔡廷锴发了一封低调的电报，请他坚持，不要丧失勇气。然而蒋的军队长驱直入福建省，蔡只得沉默服从，直到 1949 年才又出现，加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成立的新政府。
如果说共产党根据地里有德国专家，蒋也有阿道夫希特勒派给他的冯法尔肯豪森和冯塞克特。后者是杰出的战略家。“我们要扼死根据地。我只需要 30 万劳工。”他在根据地周围建起了四条碉堡防线，简直是马奇诺防线的翻版。对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封锁，特别是盐和铁。没有盐，人就不能活。在哪个村民家里发现了盐，他和他的全家就会被杀掉。在根据地四周的几万户人家的所有工具，包括做饭用的锅和犁头全被没收了⑩。
为了得到盐，根据地的人们甚至煮起了老房子厕所的砖块。每个成人每天的粮食定量降到四盎司。傅连障的医院拥挤不堪，成排尸体从那里拉出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还要与酒足饭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后者还配有新式德国枪炮。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造更多的碉堡来巩固他们的地盘。李德制订了一项建造反碉堡的计划。“不丢失一寸土地”。他还有一个高招，就是在共产党占领区处处设防，“以碉堡对碉堡”，搞“短促突击”。
建造反碉堡计划失败八反而把余下的人力消耗殆尽。根据地从 21 个县缩小到 7 个、6 个、5 个……。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了在上海仅存的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了。
在 5 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当初并没想象后来实际走的那么远，只想撤离并西进，与湖南、湖北省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师（11）。
但是要离开根据地，军队就必须冲破四道碉堡线。周说：“向西遇到的阻力最小”。在西侧一线驻扎的是军阀陈济棠的军队，他正巧对蒋心怀不满。毫不奇怪，周恩来在陈济棠的随从中安插了地下工作者。经过谈判，陈济棠同意把他的军队从红军冲出根据地西进的道路上后撤 20 公里。
起初，李德反对周的计划，但是到后来他意识到局势难以维系了。10 月2 日，周的建议得到采纳，这次大撤退只有两周准备时间。
博古、李德和周负责撤退。当然又是周来负责干实事，也就是负责后勤。要组织近 10 万人突围是项艰巨的任务。周仔细地为每个部队、每个单位制订了计划。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撤离。大约有 2 万人要留下来做后卫，然后分散成游击队……等待形势发生转机。
怎样决定谁走谁留呢？对于哪位军事干部列入留下者名单，征求了周的意见，其他只向他报个数字。身材削瘦却富于幽默感的陈毅要留下来，他的任务是把根据地变成一个“流动游击区”。博古不同意带上患哮喘病的翟秋白。博古说：“他是多余的人……他行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诗人翟秋白留了下来。根据地沦陷时，他被捕并惨遭杀害。大约 30 名妇女，包括邓颖超、蔡畅以及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的妻子加入撤退的行列。颖超躺在担架上，仍病得很重。她的母亲留了下来。
傅连暲大夫把伤病员留在农民家里，希望他们能得到照顾活下来。但大多数伤病员遭了杀害。留在根据地的还有 12 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儿。毛泽东丢下了妻子贺子珍生的两个孩子。12 岁以上身体结实的男孩跟战士们一起走。他们长大后成了红军战士、军官和指挥员。日夜焚烧成堆文件和档案的滚滚浓烟染黑了天空。“苏维埃共和国”的档案被付之一炬。
10 月 10 日，冬天第一场大雾笼罩瑞金，撤退开始了。
周恩来仁立路旁，望着部队鱼贯而过。对发生的一切，他要负责任。这次撤迟他是决策人之一。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每一个团都由红旗引导。这不是败退，不是。已发出战斗宣言：红军北上抗日！它再次提出与中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联合！
要是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不中断，这可能不会发生。然而，宣言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及军事指挥员们起草的，国际路线派中的两人当时在根据地，他们不同意王明和博古的政策，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
没有征求李德的意见。
撤退的队伍中，有战士干部、青年队员、挑夫和担架手等共 8。6 万多人，还有些驮运东西的牲畜，走起来，排成长达 10 公里的长阵，朱德称之为蝎子阵。它的右钳是红一军团，指挥员是面色灰黄的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左钳是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他被人称为石穿，身材粗壮、讲话直率，深受部下的崇敬。八军团和九军团殿后。中间是领导人、干部、青年队、担架队员和扛着东西的挑夫。带走的东西包括印刷机，其中有一台可以印钞票；制造枪支的机器，其中有需要六个人扛的装箱的钻床和大齿轮：还有傅连暲的宝贝：一台笨重的调光机。这要 20 人分三批轮着抬。走在中间的还有代号为“九十九”的报务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以及押运金条、银锭的保卫人员。毛主席骑在马上，背着一顶油纸伞，肩上挎着装地图的百宝囊。还有部队的炊事员，扛着 15 公斤重的大铁锅，胸前交叉背着香肠似的干粮袋里装了三公斤分配的粮食。部队裁缝则扛着胜佳牌缝纫机。
在十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他们开始撤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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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封锁线被突破了。军阀陈济棠信守了他的诺言，当蝎了似的队伍经过他的地盘时，他让军队向后撤。但是不久，这支行进中的队伍就遭到了德国人驾驶的飞机的机枪扫射，死了很多人。虽然做出夜间行军的决定，队伍还是越拉越长，从 10 公里到 20 公里、30 公里。分散的单位失去了联系，有些挑夫扔下担子溜走了。
当时很多战士是只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新兵，他们逃跑了。11 月 27 日，先头部队两个军到达湘江。这条又宽又深的河挡住了队伍通往贺龙根据地的去路。“九十九”试图用电台同贺龙联系，但没有回音。贺龙正遭到进攻，他也正在撤退。
渡湘江是十分可怕的。那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人中没人愿意谈起它。后来的记述各异。人们在记忆里对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往事已慢慢地淡漠了。然而作为前锋的下团有一半人员伤亡，青年队有三分之一人员牺牲。傅连暲的痛苦从此开始。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作出抉择：去救谁，让谁死。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些等死的人的哀号。
妇女们也拼命地干。朱德的妻子、健壮的康克清为三名受伤的战士扛枪。蔡畅把骡子让给了傅连暲大夫，一路上自己几乎一直在步行。
周恩来和博古争吵，也和李德争吵。部队四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