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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11 月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
——与赫尔利和包瑞德上校飞回重庆
——1944 年底蒋介石拒绝修改协定，坚持要控制红军
——1945 年周返回重庆，继续谈判
——1945 年 4 月七大会议上毛被神化
——1945 年 8 月至 10 月毛和蒋在重庆会谈
——1946 年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赴华，阻止内战
——1946 年底乔治马歇尔的任务以失败告终
——周在上海恢复与各方的联系
——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冲突扩大
——1946 年冬周返回延安
周恩来、邓颖超和 100 多名工作人员于 1943 年夏抵达延安，受到了他们的挚友蔡畅和她丈夫李富春的迎接。周和他们是在法国相识的，后来成了生死之交。周回来后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他对 1921 年入党后的言行都进行了反思。“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这是我所采访的一位妇女在谈及 1942 年至 1944 年底的整风运动时对我说的话①。这场运动以 1945 年毛被神化而告终。
我采访的另一个人告诉我：“在这些批判会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党的历史。我们中很多人都不明真相。开过这些会后，谁都不会再去反他。”
毛泽东发起的这场称为整风的整党运动，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不仅仅是为了清除王明之类的反对派。他的观点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救世主，以便在抗战后统治全中国。他确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有自己模式的共产主义。他为此而进行了奋斗，从 1935 年抵达陕甘宁边区后一直从事理论写作。②“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因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的形式。他是第一个认识到，革命必须首先适应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能对自身的文化有所改造。③他在掌握时机上很走运，或者说相当机灵。因为 1942 年夏苏联正与德国交战，而 1943 年中共产国际解散了，从而使这场整风运动不会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反对和阻力，使运动得以清除中国党内所有残余的亲苏分子。人们有理由认为，既然周恩来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那么在延安周应该属于支持毛的这一派，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虽然 1935 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但却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他说过，“他们还是同志。”周这样做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从不鞭挞、辱骂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他曾不顾巴威尔米夫的反对而去帮助李立三。这种绝不为了个人利益而让别人遭殃的精神是周恩来的美德，对他的言行进行任何批判都不能使这一美德逊色。这一品德使他在同事中与众不同，使他赢得了周围每个人的爱戴与敬仰。
但在当时这一点却不起作用。他的主要批判人对此也无动于衷。在 80年代的今天，那些曾经读过至今尚未公开的那份指控周恩来文件的人告诉我：“和文化大革命时一样糟，如果不是更槽的活。”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在如何处理同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以及派八路军去保卫太原④等问题上周与毛有不同意见，都成为批判周的理由。
刘少奇当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作与毛的著作一样是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材料。他在这时特别热衷于抬高毛，正是刘少奇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喜剧中造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22 年后，在神化毛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刘本人成为这场革命的目标。
这时有一个跳槽的人，就是那个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飞回来并促成毛与蓝苹（即江青）之间罗曼史的那个康生。他负责内部保卫工作和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他现在抛弃了王明，他想打击周恩来。
周在党内不搞宗派。他所领导的南方局部在蒋管区，参加革命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者，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登载一些文章，攻击“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周和邓颖超都明确他说过，对这些党员来说“阶级出身”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以此划线。
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⑤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反对周的第一个论点是周恩来曾同王明和博古在武汉以及后来在重庆的办事处里共事过。王明在武汉时曾企图反毛，另立新的“中心”。他甚至向中央委员们下指示，发号施令。
此外，还有人批判周恩来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教条主义指的是王明。在 1937 年后期太原军事反击战中，周恩来曾设法利用山西军阀的部队去抗日，并开始为某些部队办训练班。他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做的。他曾对某军阀说过：“我们善于打侧面的遭遇战。”那时与周持不同意见的人曾设法让八路军“单独干”。周恩来在发给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透露了他与这种意见的分歧。可见对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指责周恩来曾在王明发起的“誓死保卫武汉”的告示上签了字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曾有一段时间，王明甚至代毛签字，可能这次也是王明代签237的。这段话是 1988 年我在北京采访一位从事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人告诉我的。
新四军问题是反周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新四军没能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以“正规部队方式行事。难道这是周的过错吗？”⑥学者们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对周批得很凶。
审查还涉及 1928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周恩来在一次大型的干部集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在关于如何评价六大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负主要责任者之一。目前在延安还有九位同志，当时部参加了。
1939 年秋周恩来曾去苏联，部分原因是治手臂的伤，同时也为了与共产国际会谈。有人把这件事也提了出来。周说他去苏联是向共产国际谈长征初期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还有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是毛泽东拯救了参加长征的人。这些与翻译师哲向我们谈及周恩来在莫斯科的谈话内容是相吻合的。他谈得很巧妙，最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毛在党内居主要地位。
有机会看到许多至今仍属保密文件的研究人员在 1988 年告诉我：“周恩来对这些批判会处理十分得体，使那些对他的批判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对周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六周。
康生为了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搞了一场长达十个月的“抢救运动”，这场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党性和党的凝聚力。在 40 年之后的 80 年代，我还能感到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压那些怀疑对象，要他们但白交代，然后把交代材料作为证据。”审讯时逼供的方法是中世纪式的，使用了酷刑。他曾向那些惊恐万状的干部吼叫：“我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来杀我们？你们是没东西吃吗？你们想要的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你们还发牢骚，搞阴谋，……”他这么说是因为确有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写了一些批评文章。这些人不适应中国贫穷农村存在的原始生活和粗鲁武断的作风。康生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渗透进来的分子，……各个组织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还限定具体的指标。一位幸存下来的当年的“罪犯”告诉我说：“有些人坦白承认了一些他们根本没有干过的事，……他们迫使自己相信是犯了罪的人，……真是出奇。”
周恩来出面进行了干预。陈毅也说话了，他直接找了毛泽东发了一通火。“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周挽救了那时还很年轻的陈慕华，她后来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行长。她被指责为特务，理由是她的一个叔叔是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是知识分子而被定为特务、叛徒、fan革命分子。北方局却几乎没有触及。
康生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他把责任推给底下的人，说他们热心过分。这时他已被称为弥勒佛的李克农取代了。许多干部恢复了工作。毛本人也在两次大会上就过火行为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得到解放。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谈到党的历史时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⑦但他拒绝当时已经开始的对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吹捧。一次在党校做的报告中他曾谈到，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也要从经验中学习，比如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认识的。他说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⑧他还引了毛在一封信中的话来支持这个论点。他对同志们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⑨
他批评了王明，但很有分寸。也许是由于周的缘故，王明、博古还有国际路线派的其他人才未遭清洗。直至 1956 年王明主动要求去莫斯科前，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莫斯科。
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的诗歌和文章。例如，当时的气氛从一位著名诗人⑩写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只要毛泽东出现在人群中，立即掌声雷动，……他时时刻刻都在沉思，一手推倒敌人，一手迎来更多的朋友。……”
在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政策上，周恩来是与毛有过争论的。他不参与别人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但却坚信对待国民党应与战争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一井考虑。当时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共有兴趣，因为美国记者们报道称共产党部队是唯一对日作战的部队，而蒋介石拿了美国人的钱却不打仗。但周恩来坚持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蒋。所以尽管反共磨擦和对延安的封锁并未停止，统一战线仍必须是党的纲领，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它表明了中共的善意。“人民希望和平，……他们希望民主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在平等和互让的基础上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应该让人们认为合作就是合并。……”
周恩来是否真正认为有可能与蒋搞联合政府呢？他当然为此竭尽了全力，以使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于美国的出现，现在更有必要保持各种可能的选择。美国似乎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是对付日本的最终武器。美国人会不会考虑与抗日干得出色的共产党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呢？
1944 年 3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