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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有节制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如要求建立适当的法津制度，制定民法、刑法和健全治安条例等。“这些都是管理好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但还有待于制定。”
可是，正是那些言过其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被挑了出来，作为反党的证据。“群众会打倒你们”、“杀掉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们需要有一个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⑧”、“机关枪现在要对准你们了”。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这件事被大肆渲染，使人怀疑是否有内奸从中破坏。同时，也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城市的党的机关遭到冲击，一些党的干部被害。
6 月 8 日，即“整风”运动开始五周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它标志着这场令人惊讶的“鸣放”运动的结束。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从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多党制。这是“整风”运动的分水岭。这场运动变得无法控制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毛和周试图有步骤地结束“整风”运动。周说，论据一定要选得恰当，要反驳极端的要求。但是，党的机器已经开动了，象一辆巨型神车一样，无情地、不可阻挡地滚滚向前，辗碎一切反对势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反右派”的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为所有单位、所有组织都在一个一个地清查“右派”，而不是去评估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否合理。
每个单位必须划出多少右派，上面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定额。周恩来不是说过“百分之十的人”或多或少对党持敌视态度吗？现在，周有口难辩，他的话被利用来反驳他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同样，聂荣臻也拒绝解散和削减他的科研人员队伍。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清查右派运动开展得并不十分积极。但在其他一些院校情况就不大一样。作家协会成为激烈斗争、恶毒的指控与反指控的场所。文人相轻，各国皆然，而中国尤甚。在中国，一个作家亦是官员，受宠时，享有诸如汽车、舒适往房、免费旅行等好处。一旦失宠，这一切都将丧失。
周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揩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
为了保护他的部长们，可能也为了保护他本人免遭暗中攻击，周申辩说：“我奉命筹建政府时，我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决定国务院入选的。”他喜欢和高级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交朋友，这个习惯现在对他不利了。当时有人诋毁他说，“他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
由于毛坚持认为“右派”的许多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很多人才免遭杀身之祸。但是右派必须忍受多年无人理睬的痛苦，被发配到边远省份。
70 年代未、80 年代初，我在甘肃、贵州、安徽等省份旅行时发现，把知识分子放逐到内地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当地许多研究和教育机构正是由这些流放人员建立的。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把只有北京和沿海大都市才具有的学术传统带到了遥远的内地中心城市。
毛遭到了一次挫折，一次失败。他支持了自己的总理，结果是丢了面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摆脱了约束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打算促进一次相当于日后的改革那样的尝试，与非党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和讨论，让他们起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
八大以后，毛、周两人发生分歧。然而，两人分歧并非由于“双百”方针的失败，而是由于对经济建设的不同看法。
注释
① 本书作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对目击者的采访。
② 周恩来的报告原稿经过编辑井有所删节后刊登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上。
③八个民主党派是：
I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员于 1948 年 1 月组成。
Ⅱ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 1941 年成立，1944 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7 年被迫解散总部，1948 年 1 月在香港重建。周第一届内阁中的林业部部长罗隆基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均属该党。
Ⅲ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12 月成立，由工商界人士组成。周内阁中的两位部长属于该组织。
Ⅳ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是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周内阁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系该党成员。
Ⅴ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创立于 1927 年冬，1947 年春改现名，周内阁中的交通
部部长章伯钧系该党成员。
Ⅵ致公党，原是部分侨居海外的洪门致公党，1946 年致公党在香港重新登记党员。成员中有许多华侨。
Ⅶ九三学社，1944 年成立，原名民主科学社，1945 年改现名。由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的副主席是周政府中的森林部部长。
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 年 11 月成立，由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组成。
④1956 年 6 月，本书作者与郭沫若先生的谈话。
⑤参见上一章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部分。
⑥这件事已由本书作者在《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做过描述。《无鸟的夏天》由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⑦有关周在“双百”运动期间出访印度和巴基斯但等国的细节，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五章。
⑧据说这是在布达佩斯组织的一个俱乐部，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该俱乐部煽动起来的。
第四章 挽救中国经济
——“大跃进”（1957─1960）
——1958 年，周恩来在“大跃进”问题上被迫作自我检讨
──1958 年 7 周，赫鲁晓夫来华，批评“大跃进”
──1959 年 1 月，周去莫斯科
──1959 年 4 月，刘少寄担任共和国主席
──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出逃
──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撕毁转让核技术的协议
──1959 年 8 月，中国与印度发主边境冲突
──1959 年 7—8 月，庐山会议，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彭被降职，反对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
──1959 年夏，胡志明到庐山，周答应援助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9 年秋，开始调整经济
──1959 年底，周着手为一些右派摘掉帽子，会见获特赦的原国民党的将领
1957 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在世界上作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制定了一套冒进政策，后来称之为“大跃进”。由于 1956 年“八大”以后他认为党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庞大官僚机构，一个掌握在与己意见不同的人手里的臃肿、寄生的组织，现在党已经脱离了人民，抛弃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他现在要依靠“群众”。之样他脑中就形成了一套纯粹民粹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否定护央行政计划，而代之以自发的群众性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将经齐和政治权力交给由“群众”组成的地方和地区机构、彻底的权力下放。
据说他曾引用一句道家名言：“乱极则治。”周恩来的整个思想是反对动乱的，他主张维护秩序，赞成一种宽容的贤人政治，由德才兼备的人负责管理，允许讨论和批评，但必须高度集中。
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
他对刘少奇、对日益趋于僵硬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是有保留意见的。刘少奇也不是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上他与周的意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周认为还必须建立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在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能有一种鼓励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机制。因此他认为应尽可能多地将党外人士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他设置了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经委、科委，所有这些部门都向他领导的国务院负责。这样他又一次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由党包办一切的僵化做法，又反对彻底的权力下放，反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控局面，而这正是毛的政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提出他的新政策时，对周恩来等人在 1956 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反对急躁冒进主义提出了批评。
这时距“双百”方针失败、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三个月。各大专院校一片万马齐暗的局面，学校里自我批评会没完没了。党员们得意洋洋。党的中层干部中有人热衷于找别人的岔子，谁敢对他们说声不，就加以清洗。有一天龚澎请我吃午饭。她和她丈夫乔冠华都主动向我解释这场运动的意义，但被我婉拒了：“我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不相信‘双百’方针会成功。现在我只想说，别为了在猫身上找跳蚤，就挤命地打它。”
我的一位亲戚，一个民盟成员，这时也成了“右派”，他笑道：“我们那时被关在冰柜里，要等到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才能解冻。”他几年之后被平反，现在还在民盟里任职。
但制定“双百”方针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马洪和勇龙桂对我说：“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或西方都大不相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①
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陈云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上述几位经济学家共同拟定的，它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工厂管理改为委员会制，由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 1956 年八大确定的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但这个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技术人员、专家们谁也不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党的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坚持己见。他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1957 年 10 月他去莫斯科访问，参加俄国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他深信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与美国搞缓和、由美苏两极主宰世界的目的，是不惜牺牲任何人、任何一个“兄弟国家”的。因此，中国必须作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单独行事，不怕被“老大哥”抛弃。
正是这种思想促使毛发动了那场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党这部机器也许笨重、效率低下，但它至少保证了某种秩序。它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不能任意打乱它的正常运转，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公布。而后来谴责“大跃进”的许多人这时都赞同毛这种大而无当的观点，大肆宣扬关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报告。党已经被这种狂热情绪所笼罩，谁表示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右派”。这些人包括周恩来和陈云，他们批评过“急躁情绪”和“冒进主义”。周的一些同事这时已经站在多数一边，他们对周恩来和陈云斜目而视，说他们是“妨碍前进的步伐”。那些热情不够的党员靠边站，为狂热分子所取代。
尽管这种暗中支持让周感到欣慰（我们推测可能是邓小平从中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