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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党的领导人这时也上前与周恩来搭活。
这时的周思来本来是可以夺权的。他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又一次试图创造一种以理服人的讨论气氛。他说：“在与原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作斗争的同时，可以在现行政策或纯属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妥协。”他又用他特有的文雅而尖锐的语气补充说：“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么“大跃迸”仅仅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呢？还是应当原则问题看待？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当时庐山发生的事情。⑤这样做的不止一人，其他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正象长征时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关庐山会议的描述也就不尽相同。李锐讲述了开始发生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交锋，不痛不痒地提到“失误和浮夸的报告”。7 月 14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读过后，于 7 月 16 日给这封本来是写给他个人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不寻常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至于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就不得而知，或者更确切他说，无人讲过。
这封意见书对“大跃进”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在后来的口头发言中，彭激烈攻击现在是“一团糟。我手下的士兵接到老家的信都呆了……要不是中国农民有耐性，我们就要成另一个匈牙利了。”
彭又提到从前与毛的分歧，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据说后来传出了彭在西北小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 40 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其他不少党的官员看他这样也壮了胆，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简直成了对毛泽东的全面进攻。
白天争斗之后，每天晚上礼堂里都有舞会，礼堂的大小看参加入数的多少而定。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彭大胆直言很高兴。李锐回忆录中写道：“7月 19 日或 20 比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个回答不够坦率。周肯定知道毛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多大的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比起现在那些极力低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他坚持要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报“实际数字，不是百分比”，以便搜集事实和数据。
在他大会发言和书面意见中，他着重强调财政、资源和生产三者要实现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 1958 年全被打乱了。单是大炼钢铁，全国就耗费了15 亿元。
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凑巧得很，越南的胡志明上了庐山。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胡志明与蔡畅和邓颖超手挽着手，在山路上漫步，他正在开怀大笑。实际上胡志明忧心忡忡。9 月份，赫鲁晓夫就要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对越南将预示着什么呢？赫鲁晓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赞成越南实行永久分治。胡志明告诉周恩来，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正在组织南越解放阵线，他们的领导人黎笋就在河内。为了实现统一，现在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了。周现在会不会履行他答应给予帮助的诺言呢？
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一定信守诺言。他向胡志明保证，年底之前中国就准备向越南提供价值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援越南的解放战争。这仅仅是中国援越的开始。根据越南方面的统计，1960 年至 1978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达 200 亿美元。中国从来没有要求偿还这笔钱。
毛开始答复针对自己的批评。他说：“我吃了安眼药，三天都没睡好啊。”他的话往往是漫无边际的。
毛上庐山时是准备作自我批评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彭的行动是受赫鲁晓夫的指使，是一场反对他的重大阴谋的一部分。那年春天，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不是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嘛。他至少和赫鲁晓夫见过两次面，两人交换了什么意见和看法？彭是从不掩饰自己感情的。朝鲜战争时，他不是和金日成吵得很凶吗？他的态度差点酿成重大外交事件。彭是 6 月初回国的，6 月 20 日，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彭却在这之后写过一封信，要与苏联“增强理解”！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低毁，彭在他的“意见书”和讲话中用的字眼差不多和赫鲁晓夫前一年用的一样：“小资产阶级狂想”。中国这时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要去华盛顿，不管是哪个国家，一个国防部长如果象彭德怀这样行事，是肯定要丢宫的。令人不解的是，到了 80 年代，又大肆吹捧彭德怀。这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损害毛的形象对中国漫长的革命能有好处毛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那次批评周、陈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
周这次没有跟着起来反对他。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批判“左”的，毛泽东却十分巧妙地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彭德怀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人的会议。
彭德怀任性而又诚实，从不知道什么是搞两面派，这次却被自己的朋友，包括那些可能鼓励他坚持到底的人给抛弃了。元帅、司令们一个个站起来，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那个身材瘦小、脸色灰黄的司令林彪，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大肆攻击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fan革命分子。彭德怀是背不上这些罪名的，这一点毛也清焚。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谁鼓动彭写这份“意见书”的呢？象任何其他中国人一样，彭如果不和一两个朋友商量，是不会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的。那么，到底是谁鼓动彭这么做，后来又抛弃了他呢？应该记上一笔，刘少奇曾试图为彭辩护，但是缺乏说服力。刘说过：“到底什么是真左、什么是真右？”至于周恩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可是内心十分沉重。他知道眼下这场冲突的分量。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跃进”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否，而且，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这还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李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尔的碰面，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在这种紧张的不良气氛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怀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勒令写检讨。周本以为毛会适当地作个自我批评，全党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取得进步而共同奋斗……可是现在却开始搜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希望破灭了。眼下，他必须收拾残局，对谁也不说一句怪罪的话。
8 月 26 日，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指出需要进行“调整”。一场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运动就要开始。他把毛过去大手大脚放下去的资金从地方重新收回来。瘫痪了两年的国家统计局又恢复了生机。
彭德怀被降了职，几年后调到四川。这是宽厚的处理。按照中国帝王统治时期的传统，失宠的官员常常被送往外省。不过尽管职位降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倒也平安无事。他没有参加十一庆祝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出了什么事吗？那位在北京定居、身材高大结实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我，”彭德怀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斯特朗说：“我猜他可能派到越南指挥打仗去了。”她是在进行推理，因为 1954年韦国清帮越南人攻打奠边府时，也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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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兴致勃勃、蹦蹦跳跳地走下飞机舷梯，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首脑会晤。他把艾大肆吹捧了一番，又说他准备对顽固的中国人稍微大方一点。他与美国搞缓和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接下来的是私下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不过，毛和赫鲁晓夫决定暂时不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同年 12 月，全世界共产党就要召开一次大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这个时候，中国人表面显得特别平静。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周恩来与聂荣臻一道，商量了核研究的问题。聂荣臻说：”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干，也一定能靠自己干成。”有了毛和周的全力支持，他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继续进行。不仅彭德怀本人，那些和他站在一边的军事将领们也降了职。20 年后，当问及庐山发生的那一幕时，邓小平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头脑发热，但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反对他。我们跟着他走了。”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包括恢复了工作的陈云，开始进行亟需的“调整、紧缩”。各个委员会都恢复活动了。周通过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又开始与日本人接触。⑥当年 9 月 17 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首批战犯 33 名。第二年又特赦释放了两批。周曾设宴招待被特赦释放人员中的 11 名国民党将领，其中包括杜幸明，壮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周恩来与杜将军就爱国主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赞扬蒋介石拒绝美苏关于两个中国的观点。让杜传话，“告诉海外同胞们，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
周没有忘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少帅。张学良在台湾还是蒋的阶下囚。那还是 1957 年圣诞节时，他曾把少帅的亲友请到自己家里，回忆井赞扬这位不幸者的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安排少帅的姨太太前往台湾，“以便安慰他、照料他”。他释放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在俄国的监狱里关了几年，1949 年后在中国抚顺的一个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改造。周说：“改造了十年，足够了。”他请了溥仪和他弟弟溥杰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吃饭。那年十月，我在另一次宴会上见到溥仪。他谈话还不大自如，见谁都要哈腰鞠躬，见了我也鞠躬。
我跟溥仪握了握手。埃德加斯诺和我在一起，他说：“我才不愿与这个皇帝握手呢。”他是非分明，认为溥仪不是历史罪行的受害者，而是罪魁祸首之一。
周给溥仪找了一所不错的房于，把他的生活津贴也加了一倍，又让他的叔叔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政协。满族人口大约为 300 万。邓颖超热心地为他物色对象，帮助他建立家庭，后来找到一位很贤慧的护士。周不顾要消灭剥削阶级的理论，对傅仪说：“象你这样的家族应该有后嗣。”溥仪后来搞起植物研究，平静地生活了七年，1967 年患癌症去世。
周的声望恢复了，他重新受人尊重，人们也倾听他的意见。有了毛的首肯，他开始为大约四万名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平反。到 1962 年平反的人就更多了。刘少奇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但不少党员对此不以为然。国务院于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得到平反的人必须受到良好待遇，要恢复他们的工作。
调整、紧缩的时期开始了。周日以继夜地核对着粮、棉、油、肉的生产数字。他躺在床上，周围堆满了报�